1938年春天，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带着两箱子医疗器械到了延安，他以为自己是来帮农民武装的，直到半夜被一个卫生员堵在老乡家的草棚里，那小子冻得裂口的手指攥着本破英文书，用伦敦口音问他，股动脉结扎术怎么弄，白求恩捏着门板上那盏油灯，忽然觉得，真正该学的人是他自己。

三个月后，还是那间漏风的窑洞，白求恩看见了更叫人吃惊的人，聂荣臻带来的“宝贝”穿着洗得发薄的粗布军装，袖口磨得透亮，可一开口，满嘴都是庆应大学的词儿，殷希彭把日本人的高薪聘书扔进火里，谁也没想到这前头的大学教授，真能扛着显微镜上太行山，如今他正拿高粱秆和驴皮，改着最新的胸腔引流装置。

这不是土法，是穷人用出来的办法，殷希彭把缝衣针丢进沸水里烫，羊肠当缝线，墨水瓶当消毒盒，敌机飞过头顶的空当，他给战士开刀，最厉害的是那本本子，写满了英文、俄文、日文的笔记，每回都让警卫员冒死从重庆带回来最新的医学文章。

1939年冬天夜里，日军围上来，医疗队只好躲进山洞，火把在岩壁上晃，影子跟着乱抖，殷希彭却像在医院里一样，不慌不忙，他把松脂火把插进岩缝，带着两个学员给伤员切脾，没血压计就用手摸脉，没麻药就让伤员咬块布，七分钟就把手术做完，城里大医院得半小时，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写，刀口比城里医院还干净，字迹让血洇得看不清。

临终前，白求恩把手术刀塞到殷希彭手里，忽然笑了，说以前总以为你们缺医少药，现在才明白什么叫以弱胜强，那年冀中军区的截肢手术死亡率从百分之四十降到了百分之八，日本《医学会杂志》正写着，支那共军的医疗水平超出预期。

多年后有人问殷希彭是怎么做到的，他指了指背包上的补丁，说你看这针脚，前线的医生都这样，补破洞要缝，缝伤口也要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