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蓁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十七岁这年，接到一个如此荒谬的“重任”。

班主任指着座位表上那个全校闻名的名字——沈屿，对她说：“你性格开朗，去和他坐同桌，带动一下。”

全班同学投来同情又好奇的目光。

谁不知道沈屿？那个永远年级第一，也永远沉默得像座冰山的自闭症学霸。

他的世界仿佛罩着坚不可摧的玻璃罩，拒绝任何声音进入。

前几任同桌，最长的也只坚持了两个月。

叶蓁蓁硬着头皮坐了过去。

迎接她的，是一条笔直的粉笔“三八线”，和他那边如同尺子量过般整齐的物品摆放，以及，彻底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她决定履行“使命”。

每天八小时，风雨无阻地对他说话，从天气聊到诗词，尽管得不到任何回应。

同学说她疯了，家长找上门来指责她干扰沈屿，连班主任都劝她放弃。

可叶蓁蓁却倔强地反驳：“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一种改变的开始？”

她开始观察他，模仿他，甚至笨拙地用“打乱秩序”的方式，试图与他建立连接。

当她终于沮丧地准备认输时，一次数学测试中，她因难题焦虑失措，笔掉在了地上。

就在她以为又会招来他无声的厌恶时——

一张写满清晰解题步骤的草稿纸，被一只修长的手，轻轻推过了那条“三八线”。

01

高二那年开学第一天的清晨，阳光还没完全驱散夏末的薄雾，我就被班主任老陈叫到了他那间堆满试卷和参考书的办公室。

他扶了扶那副总是滑到鼻梁中间的眼镜，手指用力地戳在摊开的新学期座位表上，用一种近乎托付重任的严肃语气对我说：“叶蓁蓁，从今天起，你就和沈屿坐同桌。”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感觉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沈屿这个名字，全校没几个人不知道，但他出名的方式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他既不是那种篮球队里风光无限的学长，也不是在老师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问题学生，他更像是一个活在校园传说里的影子，一个行走的解题机器。

回回考试年级第一的宝座像是给他定做的，各种理科竞赛的奖牌拿到手软，但同时，他也是个几乎不和人交流、被诊断有自闭倾向的学生。

他就像一本合起来的、写满复杂公式的书，没人知道怎么打开，也没人敢轻易去碰。

“陈老师，为什么是我？”我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诧异和一点点抗拒。

我成绩平平，在班里属于老师偶尔才会点一次名的那种中游水平，性格说不上多内向，但也绝不是班里最活跃的那几个。

我和沈屿，就像是两个不同象限里的点，理论上同在一个坐标系，却隔着难以跨越的距离。

“因为你脾气好，有耐心。”老陈给的理由简单直接，甚至有点不容商量，“沈屿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一个性格开朗、不容易急躁的同桌在旁边，适当带动一下。这个任务不轻松，但老师相信你能做好。”

带动？信任？

我心里那点委屈和不乐意一下子冒了出来，这哪里是信任，分明是摊上了一个最麻烦的差事。

谁不知道沈屿旁边的座位是全班的“高压区”？上学期和他同桌的那个女生，坚持了不到两个月就哭着找老师要求换走，据说那之后看了好一阵心理医生。

沈屿不是一座沉默的冰山，冰山至少还有棱角，他更像一片深不见底的静海，所有的声音和情绪投进去，都激不起半点涟漪。

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周围同学混合着同情、好奇和一丝看好戏的目光注视下，我抱着沉甸甸的书包，挪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那个靠窗的、传说中的“特殊座位”旁边。

沈屿已经坐在那里了。

他穿着熨烫得异常平整的校服，身形有些清瘦，微微低着头，正用一块浅灰色的细绒布，极其专注地擦拭着桌面，仿佛那上面有什么看不见的尘埃。

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过分白皙的侧脸上，给他长长的睫毛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

我放下书包，故意弄出了一些声响。

他擦桌子的动作极其轻微地顿了一下，大概只有零点几秒，然后继续，规律而稳定，好像我的到来和窗外飞过一只鸟没什么区别。

在我们俩课桌的正中间，用白色粉笔画着一条笔直得惊人的分界线，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那边的桌面，一切物品都摆放得像用尺子量过：五支一模一样的黑色按动笔，笔尖全部朝向内侧；一个纯白色的方形笔筒；几叠用金属夹子夹得边角对齐的试卷和笔记本。

所有东西都严格恪守在他那半疆域里，秩序井然，带着一种无声的拒绝。

我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履行老陈交给我的“使命”，不管这使命看起来多么荒唐。

“嗨，沈屿，我是叶蓁蓁，树叶的叶，‘其叶蓁蓁’的那个蓁蓁。”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自然，“以后我们就是同桌啦，请多关照。”

没有任何回应。

教室里很安静，我能清晰地听到窗外风吹过香樟树叶的哗啦声，以及前排同学翻书的窸窣声。

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我只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不甘心，又试着找了个话题。

“今天天气还挺舒服的，早上有点凉，现在太阳出来就暖和了。”我的声音在两人之间狭小的空间里飘荡，然后无声无息地消散，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依旧毫无反应，伸手从那五支笔里准确地取出一支，翻开一本看起来就很高深的习题集，开始演算。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稳定而清晰的沙沙声，那声音冷静得不像人在写字，倒像某种精密仪器在打印数据。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从天气预报聊到食堂新开的窗口，从数学老师的格子衬衫聊到昨晚电视剧里离谱的剧情，我的每句话都像是投入深潭的小石子，连个水花都看不见。

他完美地屏蔽了我，就像一个自带最高等级过滤系统的容器。

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还夹杂着一丝被无视的恼火。

这哪里是“带动”，这分明是单方面、高强度、且毫无成效的“社交骚扰”，而我，不幸就是那个蹩脚的骚扰者。

一种奇怪的、混合着倔强和不服输的情绪在我心里生了根。

好啊，你不是不理我吗？

老陈不是说我开朗有耐心吗？

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专业级别的“开朗”和“坚持”。

从那一刻起，我暗暗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傻气的目标：在每天相处的这八个小时里，我要坚持不懈地、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方式，“介入”他的世界，哪怕只是制造一点微小的扰动。

我的“介入计划”执行得相当认真，甚至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劲头。

早读课，当整个教室都沉浸在嗡嗡的背书声中时，我就对着他那边的空气，用一种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他听到的音量朗读语文课本。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沈屿，你说庄子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一边编一边自己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读完一句，还会自作主张地加上点评论。

他纹丝不动，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翻过一页书，纸张摩擦的声音干脆利落，像在回应我的无聊。

数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讲解一道复杂的立体几何题，我在下面压低声音进行“实况转播”。

“哇，这条辅助线加得真是绝了，一下子就把空间关系理顺了。沈屿，你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要加在这儿了？感觉你的大脑是顶级配置的计算机，我的嘛，可能就是个算盘，关键时刻还老掉珠子。”

他握着笔的手指稳定得没有一丝颤抖，流畅地写下一个个步骤，逻辑严密，丝毫不受我叨叨的干扰。

课间十分钟，我变着花样给他带小零食。

有时是一小袋独立包装的饼干，有时是一颗水果糖，或者一瓶迷你装的酸奶。

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三八线”靠近他那一侧边缘的位置，像进行某种郑重的进贡仪式。

“这个海盐芝士味的饼干是新出的，听说口感很特别，你试试看？”我用充满期待的语气说。

但这些零食的命运总是惊人的一致：它们会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天，直到晚自习结束，被我默默地、有点失落地重新装回自己的书包。

我的这些行为，渐渐在班里成了一个小话题。

有人觉得我大概是学习压力太大，行为失常了；有人猜测我是不是想用这种笨办法“感化”学霸，好多沾点仙气提升成绩；还有少数人，则纯粹是看热闹。

坐在我前面的女生周晓薇，是个消息灵通又心直口快的人，她经常转过身，用一种混合着怜悯和好奇的眼神打量我。

“蓁蓁，你还好吧？跟沈屿坐同桌是不是特别压抑？你要是需要倾诉，随时找我啊。”她压低了声音说。

“我没事儿，好得很。”我咬了一口原本打算给沈屿、最后却进了自己肚子的苹果，含糊不清地回答，“我这是在搞一项长期观察研究，课题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持续性语言刺激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模式的潜在影响’。”

周晓薇听了，对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嘟囔了一句“没救了”，转回身去。

其实，连我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我这么固执到底是为了完成老陈交代的任务，还是仅仅因为那股不肯轻易认输的劲儿在作祟。

我像一个固执的孩童，非要敲开一枚紧闭的河蚌，明知里面可能空无一物，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在做无用功。

然而，敲击河蚌的反作用力，很快就真切地感受到了。

新同桌关系维持到第二周的周一，老陈脸色凝重地把我又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除了老陈，还站着一对衣着得体、气质斯文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很严肃，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明显的审视和不满。

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猜到了他们的身份——沈屿的父母。

“叶蓁蓁同学，”沈屿的妈妈先开了口，她的声音听起来客气，但语调平稳，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距离感，“我们听陈老师说了，也理解你是出于好意，配合老师的工作。但是，沈屿的情况比较特殊，他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环境来学习和调整自己。你最近的一些行为……我们了解到，可能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和压力。”

“困扰？压力？”我愣住了，下意识地辩解，“阿姨，我……我没有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我就是平时跟他说说话，想试着交流一下。”

沈屿的爸爸接过了话头，他的语气比沈妈妈更重一些，眉头也皱得更紧：“没做什么？上个周末我们带他去做常规的心理评估，医生反馈说他近期的焦虑指数有明显上升的迹象。你不停地在他身边说话，试图和他互动，这种社交压力对普通孩子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和负担，这不是在帮助他，反而可能是在干扰他！”

老陈站在一旁，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似乎都深了几分，显然夹在中间也很为难。

“叶蓁蓁啊，你看这个情况……要不，老师再考虑一下，把你们的座位调开？这也是为了沈屿同学好，也免得你再……再白费功夫。”

那一瞬间，所有的委屈、不解和这些天积累的挫败感猛地冲上了头顶，让我鼻子有些发酸。

我是在认真执行老师安排的任务，我是在努力地想和一个特殊的同学建立联系，哪怕方法笨拙，可为什么现在好像一切都成了我的错？难道就因为他情况特殊，整个世界就必须为他让路，小心翼翼地围着他转，而我的尝试和感受，就可以被轻易地忽略和否定吗？

一股热血混合着强烈的表达欲直冲上来，我抬起头，目光直接迎向沈屿父母，说出了一句后来回想起来都让我自己有点惊讶的话。

“叔叔，阿姨，你们有没有想过，医生说的焦虑指数上升，或许不一定是因为‘困扰’，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正在‘适应’呢？”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

沈屿的父母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脸上的神情从严肃的不悦转为了明显的错愕。

老陈也紧张地看着我，大概觉得我这个学生太不懂事，说话太冲，要把事情搞僵。

我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因为激动而有些混乱的思绪理清。

我刚才的话并非完全是逞强，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星期里，我并非只是一味地“输出”，也在努力地“观察”。

“叔叔，阿姨，陈老师，”我的声音还有点不稳，但我尽量让它听起来清晰、有条理，“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和爱护沈屿，我也完全理解你们的担忧。但是，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沈屿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绝对的安静’，他更需要的是一个‘高度可预测、有规律的环境’。”

我转向老陈，试图用具体的细节来支撑我的观点：“陈老师，您还记得上周三下午吗？原本第二节是体育课，因为突然下大雨改成了室内自习。那天班里纪律不太好，后面有几个男生一直在小声说笑打闹。我注意到，在那整整一节课里，沈屿有一个习惯性的小动作——转笔，他反复转了不下二十次，而且用手指关节轻轻敲击桌面也有好几次。我之前查过一些资料，也听人提过，这种重复性动作，很多时候是他们内心感到焦虑或环境失控时的外在表现。”

老陈和沈屿的父母都露出了有些意外的表情，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微之处。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说：“可是，在我和他同桌的这几天里，除了最开始的一两天，他这种转笔和敲桌面的动作频率明显降低了。我每天跟他说话的时间、大概的内容，甚至音量的大小，都尽量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里。我的这些‘声音’，对他来说，或许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可预测的背景音。它不像教室里其他突发的、无法控制的嘈杂声那样具有冲击性，反而可能像一层不那么隔音但稳定的屏障，帮他过滤掉了一些更让他不安的、杂乱无章的环境噪音。”

我看着沈屿妈妈的眼睛，语气变得诚恳：“阿姨，医生说他焦虑指数升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他正在努力地适应我这个‘新变量’进入他的环境？适应的过程本身，就必然会消耗心力，会带来紧张感。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看到这个过程中有‘不适’的信号，就立刻选择撤回，切断这种尝试，那他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与外界那些‘不可预测’的部分共处，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一口气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说完才发现自己后背有些发凉，手心里也全是汗。

我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专家，说的话也带着很多自己的推测和想象，但或许是这些天憋着的一股劲，或许是我内心深处那点不愿意就此放弃的执念，推动着我把这些话讲了出来。

办公室里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只能听到窗外隐约传来的操场上的哨声。

沈屿爸爸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最初那种单纯的严厉，而是多了几分审视和复杂的思索。

沈屿妈妈的眉头依然微微蹙着，但她似乎在认真思考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

最终，还是老陈先打破了这片有些沉重的安静。

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更缓和、商量的语气对沈屿父母说：“沈先生，沈太太，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再给叶蓁蓁同学，也给沈屿同学一个短期的适应时间，就以一个星期为限，怎么样？就一个星期。如果一周之后，情况没有像叶蓁蓁说的那样有所缓和，或者沈屿那边确实反馈压力很大，我立刻、亲自给他们调整座位，绝不拖延。”

沈屿的父母相互对视了一眼，用眼神无声地交流了片刻。

最后，沈妈妈轻轻叹了口气，看向老陈，又瞥了我一眼，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吧，陈老师，就按您说的，再观察一个星期。麻烦您多费心了。”

沈爸爸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再提出反对。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腿还有点发软，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不知道刚才那番半是道理半是勇气的话，到底是哪一部分打动了他们。

也许他们只是给老陈一个面子，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也和我一样，藏着那么一丝渺茫的、关于“改变”的期待。

回到教室，坐到座位上，沈屿依旧是那副老样子，微微低着头，看着摊开的书，仿佛刚刚那场因他而起的、小小的风波从未发生过，与他毫无关系。

我坐下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

但很奇怪，之前那种带着点赌气和较劲的心态，不知不觉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清晰、也更加沉重的责任感。

我看着他被阳光勾勒出的安静侧影，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

“喂，沈屿，我可是立下‘军令状’了。咱们……都试着加加油吧。”

他当然没有任何反应。

窗外的香樟树轻轻摇晃着枝叶。

但我隐约觉得，有些东西，已经从刚才那场对话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2

赢得了为期一周的“观察期”之后，我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肩上的责任更具体了。

我开始反思自己之前那种单纯靠“语言输出”的策略，确实太粗糙、太自我中心了。

想要真正理解沈屿，甚至仅仅是想和他建立起一点点有效的联系，我就必须尝试学习他的“语言”，找到进入他那个井然有序世界的“密码”。

我放慢了节奏，不再急于每天说满八个小时的话，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观察上，像研究一个精密的生态体系一样，观察我这位特殊同桌的一举一动，以及他周围那个微小世界的运行规则。

很快，我就被沈屿身上那种近乎严苛的秩序感所震撼。

那不仅仅是物品摆放整齐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渗透到每一个细节里的、不容丝毫错位的规律性。

他桌面上的所有课本和练习册，永远按照科目、再按照书本的厚度和高度，从大到小、从左到右严格排列，像图书馆里编码上架的书。

他笔筒里的五支黑色按动笔，笔帽的朝向、笔身贴标签的位置（虽然他从来不用带标签的笔），甚至笔尖收进去的长度，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他喝水用的那个深蓝色保温杯，每天会在上午十点整、下午三点整被拿起，喝水的次数似乎是固定的，每次放下时，杯柄一定朝向窗户的方向。

他的世界，就像一段被编写得无比完美、逻辑严密的计算机程序，精确地按照预设的代码运行，容不得任何意外的“bug”。

而我，现在就是那个试图在不引起系统崩溃的前提下，悄悄接入这段程序的外部设备。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点幼稚的想法冒了出来：既然我无法直接用我的语言和他对话，那我能不能尝试用他的“秩序语言”来和他交流呢？

我决定笨拙地模仿他，先从整理自己的桌面开始。

我把那些平时胡乱堆在一起的书本也试着按大小排列，可我总是记不清英语课本和语文课本哪个更厚，经常摆错顺序。

我也去买了一个和他那个很像的白色笔筒，学着他的样子把笔一支支插好，但我用的笔颜色花花绿绿，型号各异，怎么看都显得杂乱。

我还故意在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段，比如课间操后、午休前，也拿起水杯喝口水，虽然我常常忘记时间，动作也远没有他那种自然而然的仪式感。

最初几天，他对我的这些模仿行为毫无反应，视若无睹。

但我的模仿实在太不专业，破绽百出，反而在不经意间，成了打乱他世界秩序的“干扰项”。

比如，他习惯把需要重点订正的数学试卷（他总是用红笔做标记）放在左手边那叠文件的最上方，而我，经常在找东西时，随手把我那本天蓝色的物理练习册压在上面。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自习课的铃声刚响过不久，教室里很安静。

我又一次“不小心”在做完物理题后，把我的蓝色练习册往旁边一放，册子的一角，越过了那条白色的粉笔线，正好压在了他摊开的、满是红色批注的历史试卷上。

我假装全神贯注地继续写我的作业，实际上，全身的注意力都像雷达一样，聚焦在我旁边的沈屿身上。

他正在草稿纸上验算着什么，笔尖流畅地移动着。

然后，那流畅的运动，毫无预兆地停住了。

笔尖悬在纸上，一动不动。

这是我成为他同桌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看到，他因为我的某个具体行为而主动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

他没有立刻转头看我，也没有去看那本越界的蓝色练习册，他的目光垂着，凝固在自己面前那片写满算式的草稿纸区域，整个人像被按下了静止键。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自习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和偶尔翻书的细微声响。

可在我和他之间这不到一米的距离里，空气仿佛被抽干了，弥漫开一种无声的、紧绷的气氛。

我甚至能隐约感觉到，有一种细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烦躁和挣扎的波纹，正从他静止的身形里散发出来。

我那本不合时宜的、颜色突兀的蓝色练习册，就像一颗被错误地嵌入了精密钟表里的沙子，打乱了他世界里那套严丝合缝的运转秩序。

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砰砰地撞击着胸腔，里面混杂着紧张、不安，还有一丝隐秘的期待。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会像拂去灰尘一样，直接而冷漠地把我的书推开吗？

还是会继续这样僵持下去，直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消化掉这个“错误”？

时间大概过去了两分钟，也可能更长，在我感觉里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终于，他动了。

他的右手，那只总是握着笔、写得一手漂亮字、手指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缓缓地、带着一种近乎迟疑的缓慢，从他自己那边的桌面抬起，越过了那条白色的“国境线”。

他的指尖修剪得非常干净，在伸向我的蓝色练习册时，我甚至能看到那几不可察的、细微的颤抖。

然后，他的指尖，轻轻地、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地，触碰到了我那本练习册的一角。

接着，他用一种异常轻柔、却又异常坚定的力道，将我的练习册从他那张红色的历史试卷上“剥离”下来，然后平移，放回了我这边桌面的中央位置。

做完这个动作，他立刻收回了手，仿佛完成了某个至关重要的校正程序。

紧接着，他微微调整了一下自己那张被“侵犯”过的历史试卷，将它重新摆放到绝对平整、且处于他那半区域最“正确”的位置上。

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他的目光没有哪怕一秒钟落在我的脸上，甚至没有瞟一眼那本被移动的练习册。

但我的心，却在那一刻，被一种奇异的、混合着激动和明悟的情绪充满了。

这是一次突破！

一次没有声音、没有眼神交流，却无比清晰的“对话”！

他用行动，用他世界里最核心的“秩序”法则，向我传递了一条明确的信息：你的蓝色，不可以覆盖在我的红色之上；你的领域，不能侵入我的领域。

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小小的成就感。

我好像终于摸到了一点门道。

沈屿的语言，不是口头的言语，而是行为的逻辑，是空间的秩序，是物品摆放的规则。

他不擅长理解复杂的情绪和潜台词，但他对“位置”、“顺序”、“正确性”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和坚持。

从那天起，我那笨拙的“社交尝试”悄然升级了。

我不再仅仅依靠语言去“轰炸”，我开始更系统、更有目的地使用他的“秩序语言”来和他进行一种无声的“游戏式交流”。

今天，我会在课前准备时，“无意地”把我的一支笔，笔帽朝外，放在他笔筒旁边（他的笔帽永远朝内）。

明天，我会把我两本大小几乎一样的练习册，上下顺序颠倒着叠放。

或者，我会在我那半边桌面上，用橡皮和尺子摆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不对称的几何图形。

每一次，我都会假装专注自己的事情，然后用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他的反应。

而每一次，他都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沉默地、一丝不苟地、像修复程序漏洞一样，帮我“修正”这些“错误”。

他会把我的笔调转方向，笔帽朝内放好；他会把我的练习册按照大小重新排列；他会看我摆的那个丑丑的图形几眼，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用指尖，轻轻把我摆歪了的一把三角尺，往右边推了大概两厘米，让那个图形看起来稍微“正”了一点。

我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外人难以察觉、甚至难以理解的奇特默契。

我像是一个不断设置温和谜题或制造微小混乱的“挑战者”，而他，则是那个永远能精准识别问题、并用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恢复秩序的“解决者”。

这个过程不再让我感到是在“烦扰”他，或者是在完成一项令人沮丧的任务。

我开始觉得，我正在用我自己的方式，笨拙但认真地学习一门全新的、沉默的语言，并尝试用这门语言，与另一个孤独运转的世界，建立起最基础、最原始的连接。

这种无声的互动，成了我高中枯燥生活里一个带着秘密色彩的小小期待。

当然，生活的基调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改变就彻底切换频道。

转眼间，期中考试像一场如期而至的暴风雨，冲刷掉了日常表面的平静。

考试结果出来那天，我所有的科目成绩依旧稳定地徘徊在班级中游的某个位置，不上不下，毫不起眼。

尤其是数学，那张布满复杂符号和图形的试卷，对我来说始终像一部难以破译的天书，这次也不例外，一个鲜红刺眼的分数，让我瞬间跌回现实。

而沈屿，毫无悬念地，他的名字又高高悬挂在年级排名榜的最顶端。

他的数学试卷，据说是唯一一张满分卷，被老师当作范本在办公室里传阅。

老陈在课间把我叫到走廊，指着成绩单上我那可怜的数学分数，痛心疾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叶蓁蓁！你看看你！天天跟年级第一坐在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你这数学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哪怕问问题呢？”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无言以对。

我能问什么呢？沈屿的世界里，题目有清晰的逻辑和答案，而“如何向同桌请教”这种社交性题目，显然不在他的题库范围之内。

在他眼里，我这个同桌的存在感，恐怕还不如他草稿纸上的一道演算步骤来得具体。

拿着那张标着醒目低分的数学试卷回到座位，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试卷上到处都是鲜红的叉，最后两道大题下面，是大片刺目的空白，像两块丑陋的疮疤，昭示着我的无能和挫败。

我偷偷地、飞快地瞟了一眼旁边的沈屿。

他的试卷平整地放在桌角，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对勾和漂亮的步骤得分，没有任何修改或涂擦的痕迹，干净得像刚从印刷厂里拿出来。

他甚至没有多看那令人艳羡的分数一眼，只是熟练地将它对折，然后夹进了那个永远整齐的、按照科目和日期分类的透明文件夹里。

我们之间的差距，在这一刻变得如此具体而残酷，就像我这惨淡的分数和他那完美的满分之间，横亘着一条我似乎永远也无法跨越的深渊。

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被他无视都要沉重得多的挫败感，像冰冷的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那些自以为是的“秩序游戏”、那些小心翼翼的观察和模仿、那些内心悄悄燃起的微小希望，在他这绝对的实力和遥不可及的优秀面前，显得那么幼稚，那么可笑，那么不值一提。

原来，我所以为的“交流”和“接近”，可能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是一场感动了自己的幻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彻底的沉默。

我不再主动发起任何形式的“对话”，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行为的。

我不再故意摆乱书本，不再制造任何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小动作。

我把自己缩回到一个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像一个电量耗尽的机器人，只是机械地完成上课、记笔记、写作业这些基本程序。

没有了我不合时宜的“噪音”和“干扰”，我们这一桌，终于恢复到了沈屿最喜欢的、也是最初的那种绝对的、纯粹的安静。

这安静，如今却让我感到一种钝钝的压抑。

但我也注意到，沈屿似乎也并没有因为我这个“噪音源”的消失，而显得更加放松或自在。

有好几次，我感觉到了他目光的偏移，那视线似乎在我这边停留了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当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捕捉时，他已经恢复了那个亘古不变的、微微垂眸的姿势，仿佛刚才那一瞥只是我的错觉。

周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数学老师大概是觉得我们期中考试考得太差，需要加大刺激，又发下了一张难度超高的单元测试卷，要求当堂完成，下课前交。

我看着卷子上那些张牙舞爪的函数符号和扭曲的几何图形，大脑像生锈的齿轮，完全无法转动。

周围的同学都埋着头，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快速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那声音密集得让人心慌。

只有我，对着试卷发呆，时间每过去一秒，焦躁和无力感就增加一分。

汗水不知不觉渗出了手心，变得滑腻腻的。

就在这时，我捏在指尖的笔，因为手心的汗水突然一滑，从指间脱落，“啪嗒”一声，掉在了水泥地面上。

这声音，在只有书写声的寂静教室里，显得格外清脆，格外突兀，甚至有些刺耳。

我身边的沈屿，那流畅书写着的笔尖，几乎是应声而停，猛地顿住了。

我知道，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受控制的声响，是他最难以忍受的环境“噪音”之一。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慌乱和窘迫攫住了我。

我甚至已经在心里预设好了，接下来可能会看到他皱起的眉头，或者一个快速瞥过来的、带着不满的冰冷眼神——虽然我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类似的表情。

我手忙脚乱地弯下腰去捡那支滚到课桌下的笔，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发酸，视线有点模糊。

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涌上来：算了，就这样吧，这张卷子反正也做不出来，我和沈屿之间这点可怜的、自欺欺人的“联系”，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就在我直起有些发僵的身子，把笔放回桌上，准备彻底放弃挣扎，任由试卷大片空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