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处处闪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辉，在其中发生了三个小故事，更可以一窥春秋时代人们的思维观念与精神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古典英雄时代！没有杀人盈野，没有阴谋诡计，甚至没有神机妙算，只有古典精神的勃发与英雄凯歌的高唱。我们发现，春秋时代的中国人，与这之后的中国人，几乎不像是同一个民族。当此后近百年，鲁国孔丘在长叹礼崩乐坏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他的哀伤，是如何发自内心了。
战争开始了，首先，楚庄王派出了自己手下最最猛的三位勇士乐伯、许伯和摄叔，去晋军处“致师”，杀他们一个下马威。
所谓致师，汉代大儒郑玄这样解释：“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简单来说就是派己方战斗技巧最高超并最有勇气的甲士、将领冲去敌阵，向对手挑战，以鼓舞己方士气，并挫敌锐气。这一上古军礼可能是原始时代的战争遗存：两部族之间争斗，阵前派出自己最强壮的勇士先进行一场决斗，分出胜负后，如果双方愿意接受现有决斗结果并接受和解，那就摆出谈判桌；如果不接受，那么双方再全军出击斗个你死我活。其实类似习俗在全世界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特洛伊传说中的阿喀琉斯，就是用这种方法降服了很多希腊部族。
另外当年武王伐纣，面对七十万商纣大军，太傅吕尚也曾如雄鹰般率一百人队前往致师，“时维鹰扬”，斩敌杀将，大大提振了周师的士气，并大大震慑了殷商奴隶军，终使其牧野倒戈。这种上古军礼在春秋还颇盛行，到了战国以后就渐渐消失了，毕竟，将领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这样做不仅风险极高而且有悖于战争的基本规律。演义小说里那么多将军单挑，不过是作者看多了乡村斗殴后的意淫罢了。
总之，“致师”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所以乐伯、许伯和摄叔三人感觉非常骄傲，临出发前，他们还温习了一下“致师作战守则”，并各自立下了自己的flag。
御者许伯道：“我听说单车挑战，御者要疾驰而过，撞倒对方的旌旗，压在地上摩擦摩擦，然后回来。”
主将（车左）乐伯道：“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左要用利箭射敌，到达敌营后，就代替御手执辔，让御者下车整理马具，梳弄马鬃，以示从容。”
车右摄叔道：“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右要冲进敌营，杀死敌人割下耳朵，然后再抓一个俘虏回来。”
目标既定，这三位勇士就出发了，只见驾驶员许伯驱车如风，直冲晋营，把插在营前的几杆大旗撞得东倒西歪。晋军一见楚军中突然冲出了一辆不守交通规则的战车，还撞坏了他们的宝贝军旗，这还了得，纷纷喊杀过来，车左乐伯毫无所惧，洒然一笑，从容接过许伯缰辔，让许伯下车搞维保。待晋军冲到三人面前，却发现三人好整以暇地斜眼看着他们，显然没有把这群晋国好汉放在眼里，为首一人不由大怒：“你们是什么东西，就三个人也敢来晋营撒野，真是找死……”话音未落，就被乐伯一箭射翻在地。与此同时，车右摄叔也大叫一声跳下车来，挥手一戈，砍倒数人，然后从容上前，将他们的耳朵割了下来。一个晋国好汉又道：“在我军的地盘上，绝不允许你们横行霸道，看剑！”话音未落，却被摄叔一个右勾拳轰倒在地，摄叔一手提起那人，飞身上车，大叫：“搞定！许伯，我们撤！”
许伯闻声，一脚踢翻一个冲上来的晋兵，然后一个纵身跳返车上，掉转车头往本营疾驰而去。
这就是致师礼的最高境界，挑战人越是表现得目中无人、自在从容、潇洒走一回，就越显示自己的勇敢、自信，也就越说明敌方不堪一击，统统都是脓包废物。
这时已有人通知了晋军大夫鲍癸，鲍癸大怒，连忙率领本部追杀三人。晋国人摆出的是角型队列，也就是英文字母V字型阵，这个队列的好处就是编队中各乘战车，其行进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且均以舆侧向敌，射界开阔，且不会在行进中互相干扰，因此弓箭攻击效果奇佳；而且此阵可左右两翼包抄，一旦合拢，就能将追击之敌围歼。当然，这个阵型也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侧翼暴露，纵深单薄，攻击力差，不能实施正面强攻，也不适合大部队作战。角型队列最适合的还是小股部流星闪电般的追击。
这会儿就有点美国大片中汽车追逐战的意思了，只见楚将乐伯端起他的冲锋枪，哦，不是，是弓箭，左边专射战马，右边专射御者，射的晋军左后两翼人仰车翻，不能合拢。但晋将鲍癸仍不肯放弃，紧紧尾随在后，就在这时，乐伯发现了一个糟糕的情况，自己箭袋里只剩一支箭了，怎么办呢？乐伯搭弓上箭，瞄准鲍癸，心中犹豫：“我这箭就算射中，也无法逼退其他晋军，更惹对方拼死报仇，想要脱身就更难了！”正转念间，路旁恰巧窜出一只麋鹿来，从车前经过。乐伯灵机一动，一箭往那麋鹿射去，正中麋鹿背部。乐伯让车右摄叔拿着死鹿送给鲍癸，说：“追杀是个体力活，老几位一定很饿了吧，我们打了一只麋鹿，奉送给你们补充点营养哈。现在还不是狩猎的季节，猎物有点少，莫见怪啊！”
所谓麋鹿，可不是普通的鹿，而是一种巨大的食草动物，体格比牛还要大，长两米多，重量超过六百斤，又称“四不像”（尾似马而非马，蹄似牛而非牛、角似鹿而非鹿、颈似骆驼而非骆驼），汉代以前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北起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遗址，南达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都有野生麋鹿遗骨层的发现。因喜欢生活在沼泽中的习性，麋鹿还被称为“泽兽”，后来因气候变冷，北方的沼泽湿地逐渐消失，它们才一路南迁直至绝迹（注1）。总之，乐伯能够一箭射穿麋鹿的背部，其力大善射，令人惊叹。
鲍癸可不知道敌人没子弹了，他刚才见乐伯箭无虚发，心中已是惊惧，又见乐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射鹿玩，明摆着是告诉自己再追便会如这麋鹿一般，心中更是害怕，便找个台阶顺坡下驴，假意叹道：“他们的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都是讲礼的君子啊，我从不找君子的晦气！兄弟们，撤！”
就这样，乐伯三人大摇大摆得意洋洋地回到楚军营中，受到了楚庄王的大力嘉奖。而他们在这次致师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车技射艺，以及翩翩君子之风，则宣告着楚国已经开始摆脱蛮夷形象，向华夏国家看齐。
邲之战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是晋国大败。这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晋国人的逃亡过程中。当时，晋将赵旃因惹怒庄王，被楚人追杀，一路丢盔弃甲，甚至把战靴都丢了，只得徒步裸奔，跑的两脚满是鲜血，正在叫苦不送，突然看见前面晋国大夫逢伯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坐在一辆小车上，也在逃亡，不由大喜，叫道：“前面晋国战车上的人是谁啊？行行好，带我一起走吧！”
逢伯认得是赵旃的声音，忙对他的两个儿子低声说道：“不要回头看，快点开车！楚国人就要追上来了。”逢伯在内心，其实并不想救赵旃，就是这个捣蛋鬼没事跑去招惹楚军，才使得晋军遭此横祸，实在可恶！再说了，他车上也没有空位了，那时的战车只能载三个人。
可两个倒霉孩子好奇心重，居然没听老爸的话，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忍不住嘻嘻笑了起来：“老爸，后面跟着的好像是赵老头，不过他怎么没穿衣服啊，搞笑死了！”
赵旃在后面已然认出了逢伯的两个儿子，忙叫道：“原来是逢大夫您啊，太好了，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
逢伯还是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继续驾车赶路。
两个倒霉孩子完全不知事，又拍了拍逢伯道：“赵老头在叫你呢，爹，你咋不回答人家！”
逢伯气坏了，大怒道：“你们傻呀，不知道咱们车小，挤不下五个人吗？叫你们不要回头偏要回头，气死我了！”说着把他的两个儿子赶下车来，指着旁边一棵树说：“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明天老爸我来给你们收尸。”
这时赵旃已经赶了上来，逢伯把缰绳交给赵旃，让他登车同载而去。
第二天，逢伯派人来收尸，果然在那棵树下找到了两个叠压的尸体。
看来这两兄弟果然很听话，害怕父亲找不到自己，最终选择了战死在这树下，以赴父子间最后的约定。
逢氏的两个孩子是很惨，但有一伙晋国人就运气好了，当时这伙晋国人也在逃亡，不小心战车的轮子却陷在泥坑里了，怎么推也推不出去，这下惨了，楚国的追兵赶了上来，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子，都笑了起来：“你们怎么那么笨哪，哪有踩着刹车推车的道理？赶紧把车闸摘下来啊！”
“怎么摘啊，说的倒容易。”晋国人没好气地回答。
“笨死你们，战车前面有一个当车闸的横木，抽出来，车子就可以推动了！”
晋国人看了半天，摸着头说：“哪个是车闸啊，我从小读书少，没学过机械原理。”
“真受不了你们！”楚国人摇了摇头，走上去将那根横木抽了出来，并热心的帮他们一起用力将车推出泥坑。
晋国人也不道谢，跳上车子就逃，楚国人一看也赶紧上车继续追。要说晋国人也真是菜，没跑多远，马居然不跑了，盘旋着不能前进。楚国人气坏了，跑过来骂他们说：“真没见过你们这么笨的人，风这么大，旗子会产生阻力的你们懂不懂？”
晋国人尴尬地笑了：“这空气动力学，我们也没学过。”
楚国人长叹了一声，又上前帮晋国人拔掉了车上的大旗，并扔掉了车辕头上的衡木。这下晋国车轻巧多了，总算能跑了，晋国人很开心，跳上车高歌而去，临别前还不忘揶揄一下他们的救命恩人：“不好意思，怪只怪我们没有贵国军队逃跑经验丰富，见笑了啊，哇哈哈哈！”
晋国人的嘲笑相当没品，而且完全没有政治觉悟。我们前面已多次说过，春秋时代的战争，本质上属于华夏贵族间的竞技游戏，因而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必须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宋襄公以及后来的赵襄子，赵襄子在平定中牟叛乱时，恰逢中牟城墙崩塌，赵襄子竟立即停止进攻，直到中牟修补好城墙后，才再次开战。别人很奇怪，赵襄子便引用了晋国著名君子叔向的一句名言来解释自己为何“坐失战机”，其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
总之，这些看似迂腐的车战军礼，是当时区别文明与野蛮，君子与小人，华夏与蛮夷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早在楚庄王问周鼎时听到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言论之后，就明白楚国如果想要获得天下各国的认同、尊重与服从，那么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积极发展楚国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楚人进一步华夏化与中原化。所以在邲之战中，我们不仅看到楚国文臣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外交辞令得体，甚至就连以前粗鄙无文的楚国兵将也在战场上尽显翩翩君子之风。这一转变让我们发现，楚人其实所图甚大，他们要的不只是一场战争的胜利，甚至也不仅仅是当霸主，而是想要就此彻底摆脱蛮夷的身份，融入华夏，成为华夏的领导者，乃至天下共主。
注1：殷商遗址就出土了很多麋鹿鹿角，据杨钟健和刘东生对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群资料的研究，麋鹿与猪、牛的数目排在前三，都达到了1000只以上（氏著《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商王围猎也很喜欢射麋射鹿，据占骨记载，商王武丁最多一次竟收获了451头麋鹿。《逸周书》统计周武王攻入殷都后在商王田猎区狩猎以庆祝胜利，其获得麋鹿亦是最多，足足有5235头。《春秋》鲁庄公十七年（前677年）甚至把“多麋”列为灾害之一。但随着气候变冷，到了汉代，麋鹿已成为长江流域特有的动物，且数量急剧减少以至近乎绝迹。1983年，我国从英国引进少量麋鹿至北京南苑皇家猎苑，并逐步繁殖野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