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极其震撼和精彩，却也始终被被动荡、争议甚至是责难所环绕。
一方面，他作为被科学界权威期刊《自然》与牛顿、爱因斯坦等共同列入“人类1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物理学家”名单的科坛顶流大咖，其对学界的卓越贡献却因为研究领域过于高深而难以被普通人理解；另一方面，他又由于曾加入美国国籍、没有回国参与“两弹一星”研制、晚年时娶了一个孙女辈的妻子而饱受非议，甚至人身攻击。
杨振宁先生（图：网络）
有人评价杨振宁的生平，说他“无论学术还是婚姻，他都一直活在象牙塔里”。当如今他终于离开了这座“象牙塔”，大家才发现：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他，只靠“诺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清华教授”这寥寥几个标签，完全无法说清他的一生。
事实上，杨振宁先生不仅是近现代物理学界首屈一指的巨擘，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者。百年人生中，他出国又归国，终其一生都对生养他的中华大地满怀着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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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古巷杨家大院，父亲杨武之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本科，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学术型人才；母亲罗孟华，虽然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也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杨振宁可以说是根正苗红的书香门第出身，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弟一妹。
杨振宁还未满一岁时，父亲杨武之通过了安徽省公费出国留学考试，赴美留洋。对杨武之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1920年代的中国，仍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杨武之深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道理，尽管对妻儿有万般的不舍，他还是必须去国外追寻更先进的制度与知识，以求科学救国。
杨振宁从4岁开始，就跟着母亲罗孟华读书识字，天资聪颖的他进步极快——有多快呢？杨振宁晚年回忆跟随母亲学习的往事，坦言：“我从5岁到现在认识的所有字全加起来，也超不过5岁前认识的字数量的两倍。”
1928年，杨武之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取得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正式结束了留学生涯，任教于厦门大学。同年，他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老家安徽，千里迢迢搬家去了厦门。
杨振宁（前排右）与父亲杨武之、母亲罗孟华的合影
（图：网络）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数论博士，杨武之在当时的科研界无疑属于“香饽饽”，即使是厦大这样的名校，对于他这尊“大佛”而言都有点太小了。在厦大执教仅一年后，杨武之就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于是7岁的小杨振宁又跟着父亲住进了北京的清华园。
在清华园的生活，是杨振宁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在一起学习、玩耍，共同许下“报效祖国”的心愿，其中和他关系最铁的，是美学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
上初中后，杨振宁开始逐渐展露出他远超同龄人的才华，对数理化这些自然科学的兴趣尤其浓厚，13岁时就放出“我长大以后要拿诺贝尔奖”的豪言。作为父亲的杨武之也察觉出了儿子肉眼可见的天赋，他为杨振宁取字“伯瓌”，对儿子寄予了极高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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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23岁的杨振宁也拿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他的导师名单中，有“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以及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先驱王竹溪等大咖的名字。
之后，杨振宁循着父亲杨武之的足迹，奔赴美国，进入父亲曾学习过的芝加哥大学，并且也拿到了博士学位，紧接着，他又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博士后。
杨振宁给美国带来了一波不小的“东方震撼”，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成了大腕云集的美国物理学界的“当红小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一向以要求严格、标准苛刻著称，但一听说杨振宁想要进入研究院工作，立刻就给他开了绿灯；而另外两位大佬“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和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甚至为了能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而抢破了头，前者“胜出”后，费米还将错过杨振宁视为他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称许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科学家”“能够认识他是我毕生的荣幸”。
杨振宁（右）和李政道
1954年，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一理论后来被学界公认为是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并列的“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就此奠定了杨振宁顶级物理学家的地位。两年后，他又与自己的中国学弟李政道共同发表了题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推翻了此前学界奉为圭臬、连很多大神级人物都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一举斩获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实现了他二十多年前立下的誓言。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获奖时，尚未加入美国国籍，他们所手持的仍然是中国护照。也就是说：杨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诺奖中国第一人”。
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中国时，也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二人获奖次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中国物理学会以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三位物理学家的名义给杨振宁发了贺电；而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则托请曾在西南联大同时执教过杨李二人的物理学家张文裕给杨振宁带去了“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的亲笔信。
杨振宁与第一任夫人杜致礼（图：网络）
是的，就是那位国民党抗日名将、昆仑关大捷的指挥官之一、曾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身份率部参加滇缅路作战的杜聿明。1950年，杨振宁与杜聿明的长女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结婚。杜聿明是榆林米脂人，是地道的陕西乡党，所以杨振宁也算是“陕西女婿”。
然而诺奖为杨振宁带来的辉煌与荣光转瞬即逝，他很快就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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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杨振宁与李政道颁奖时，诺贝尔奖的颁发机构瑞典皇家学院就遇到了难题。
杨李二人当时拿的是中国护照，但护照上写的名字却还是“中华民国”。而瑞典早在1950年5月9日就已经与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中止了外交关系，转而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让瑞典方面颇有些纠结。加之美国在一旁煽风点火“红色中国很可能会诱惑两位科学家回国，甚至将他们劫持走”，最终瑞典政府在反复思量之后，封锁了杨李二人来领奖的航班消息，想要避免他们接触到中方人员，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端。
而当时的中国，“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因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女婿”的身份让杨振宁对自己的归国之途颇有些不安。另一方面，虽然当时包括钱学森、郭永怀、朱光亚、彭桓武以及好哥们邓稼先在内的很多“海归”科学家在回国后颇受礼遇，但他们搞的是应用物理，与主攻理论物理的杨振宁研究方向并不相同，杨振宁就算回国，也几乎很难在“两弹”研制方面立刻给中国提供帮助。
1957年，杨振宁（左）和李政道在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图：环球网）
思虑再三之后，杨振宁明确表示：早晚会回国，但考虑到自己身份较敏感，又有亲属在台湾，希望能暂缓，“请祖国谅解我们的苦衷”。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连他最亲近的亲人之一、父亲杨武之都对他的选择无法容忍，斥其为“抛乡弃国之罪”，至死不肯原谅他。
但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杨振宁的这一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来他在美国的学术研究条件和氛围，是当时的中国无论如何无法提供的，如果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对于一位年富力强、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时期的科学家无异于自毁前程；另一方面，杨振宁常年在美国生活工作，又时常要去世界各地访问、讲学，没有美国国籍，确实很不方便。
事实上，杨振宁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中国国籍，美国是允许双重国籍的，他那本印着大大“China”字样的护照，始终伴随着他。在美国期间，他其实也早就把回国安排上了日程，然而杜鲁门总统一道“凡在美国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得回国”的禁令，让他被禁锢在美国很多年。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他才得以踏上阔别数十年的祖国大地。
2003年，81岁的杨振宁落叶归根，正式回国定居，同年，他的原配妻子杜致礼去世。次年，他步入第二段婚姻，新娘是比他年轻整整54岁的翁帆。
这场忘年恋再一次引爆了热搜，大众的评价并非都是善意，但杨振宁对此丝毫不以为忤，在一次采访中，他笑言：“不管今天大家对我们的婚姻是什么看法，到三十年、四十年后，大家会觉得，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非常好的罗曼史。”还将翁帆形容为“上帝给我最后的礼物”。
1995年，翁帆（左）接待杨振宁夫妇（图：网络）
2015年，杨振宁退出美国国籍，重新恢复了中国国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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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杨振宁已经远行，但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
有人说他“鸡贼”，困难时期待在美国享福，后来看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又跑回来“摘桃子”；有人斥责他“为老不尊”，发妻去世才一年，就迫不及待迎娶年龄足够做他孙女的小姑娘；更有人抓着他在国家研制“两弹一星”关键时期不仅没有回国，还加入美国籍说事，骂他是“汉奸”。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完全不值得辩驳，只要有耐心翻一翻杨振宁一生的所作所为，就知道这种言论有多可笑。
1971年5月23日，杨振宁联合另两位华裔科学家陈省身和林家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公开信，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同年7月15日，杨振宁得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前往中国旅行、访问的限制，立即回国，先后探访了父母、弟弟、邓稼先、张文裕等亲友，并参观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院校机构。杨振宁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的这一举动为中美之间科学家的友好交流铺平了道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振宁数次拒绝来自台湾地区“中华民国”的访问邀请，以致于对岸恼羞成怒，骂他是“杨匪”；
杨振宁（右）与邓稼先（图：网络）
1974年，杨振宁再度回国，借探亲之机推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复旦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1975年，杨振宁向中国政府建言“要加强科普工作”，不久，中国创办了第一本版权合作的科学期刊《科学》（《环球科学》前身）；1977年，杨振宁领衔在美国波士顿创办“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主导并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少年班”，并在1983年开设了计算机软件专业；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赴美进修；2000年，杨振宁又提出建议：在名校设立“美国问题研究所”，在美国著名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认为此举可以增进美国学界对中国的了解......
而杨振宁正式回国定居，也绝非是某些人想的那样来“享受”和“当吉祥物”的。回到中国后，他充分发挥自己多年来积累下的人脉和影响，把姚期智、林家翘、翁征宇、王小云等一大票学界牛人拉回来镇场子；把在美国的房子卖了100万美元，全部捐出来用于在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并将其打造为中外科研交流的前沿阵地；2004年，他虽已82岁高龄，却主动要求投入到教学第一线，亲自给清华的本科学生上课；至于由杨振宁发起和主导成立的各种教育基金、建设的物理研究机构、引进的各种高精尖的技术与设备、为国内高校牵线搭桥和募集的资金......更是不计其数。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授课（图：网络）
1957年，杨武之在瑞士与杨振宁见面，临别前，他手书了“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条幅勉励儿子。而杨振宁也用他大半生的所作所为，身体力行着父亲的谆谆教导。
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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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结束了访华回到美国的杨振宁，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署名是邓稼先。
在信的结尾，邓稼先写下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当时并没有搞清楚这位老朋友想表达什么意思，直到整整半个世纪后，他才读懂了邓稼先的心声，在自己的99岁生日时，杨振宁满含深情地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现在，杨振宁做完了他该做的事，两位科学巨匠即将在天上重逢。不知他在见到邓稼先后，会不会告诉他“我们终于实现了‘千里共同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