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一个绣春囊，引爆了抄检大观园的惊天风暴，成为贾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数百年来，它的主人是谁，一直是红学公案。主流观点认定是司棋，但近代一位饱学之士却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震动了整个红学界。

此人便是清末翰林徐仅叟。他精读红楼，见解独到，在与其时名士陈散原、冒鹤亭、夏剑丞的雅集上，他直言：“绣春囊是薛宝钗的！”

徐仅叟绝非信口开河，他的论点建立在精密的文本细读之上。

他首先推翻了“司棋说”的铁案：在抄检中，从司棋箱中搜出的确凿证据，是“同心如意”和一枚“大红双喜笺帖”。帖上写明：“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 这意味着，司棋的香袋是作为信物送给了园外的表弟潘又安，并且已被对方郑重收藏。

那么，一个理应在外男手中的香袋，如何又会出现在园内的山石上？徐仅叟指出，这是曹雪芹的“疑阵”，若信以为真，便“被他瞒过了”。

进而，他勾勒出薛宝钗的另一面：她家开当铺，识得三教九流；她哥哥薛蟠是个混世魔王，把“唐寅”认作“庚黄”，家中此类春宫画具想必不少；她在审问黛玉时，曾不经意透露自己幼时也“怕看正经书”，种种“杂书”都看过见识过；滴翠亭事件中，她能毫不犹豫地嫁祸黛玉，心机之深、应变之快，令人胆寒。

在徐仅叟的解读中，薛宝钗的“藏愚守拙”是面具，其内核是一个见识广博、深谙世情甚至不乏阴暗面的复杂女性。拥有一个从哥哥处得来的“市卖”绣春囊，对她而言，并非不可能。

徐仅叟的推论，逻辑严密，自成一体，为我们提供了阅读红楼的崭新视角。然而，我们或许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环——作者曹雪芹本人的情感倾向与人物设定。

曹雪芹对薛宝钗，究竟是批判，还是带有敬意的悲悯？答案更倾向于后者。在曹公笔下，薛宝钗是作为 “封建淑女的完美典范” 来塑造的。

行为逻辑的绝对严谨：宝钗的终极目标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成为贾府认可的宝二奶奶。她的一切言行，都服务于这个目标。持有并遗失绣春囊，是一个足以让她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最低级的错误。这与她深沉、谨慎、理智的整个行为体系完全相悖。这不是复杂，而是人设的崩塌。

作者赋予的“神圣性”：最能体现曹雪芹对宝钗态度的，是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的细节。宝钗坐在午睡的宝玉身旁，无意中拿起蝇帚子替他赶蚊子。黛玉和湘云在窗外看见，偷笑离去。事后，宝玉得知，的第一反应不是甜蜜，而是 “歉疚”——他觉得自己睡态不雅，“亵渎了宝钗的圣洁”。

“亵渎”二字，重如千钧。 它点明了在作者和宝玉的心中，薛宝钗代表了一种需要被维护、不可亵渎的端庄与完美。

试问，一个连男主角都自觉“玷辱”了的女性，作者曹雪芹会亲手给她扣上“绣春囊”这顶最脏、最臭的帽子吗？绝不会。这不再是人物塑造，而是彻底的丑化，违背了曹雪芹对这个角色最基本的敬意与悲悯。

那么，绣春囊究竟是谁的？或许，我们本就不该执着于一个具体的“主人”。

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留下了这个悬案。它可能属于那个风气败坏的贾赦院中的某位姬妾（如嫣红、翠云），也可能只是一个无从追溯的“外来物”。它的核心作用，不是指认某个罪人，而是作为一个 “腐朽”的象征，引爆贾府内部积压的所有矛盾。

它照见了邢夫人的刁难、王夫人的恐慌、王熙凤的委屈、下人们的互相倾轧……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座豪门大厦内里的不堪。

徐仅叟先生的论断，是一次极富勇气的学术探险，他将红学的“索隐”与“探佚”发挥到了极致，提醒我们《红楼梦》的文本充满了迷人的陷阱与缝隙。

然而，当我们回到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本位，便能清晰地看到一条他绝不愿逾越的底线：他可以写宝钗的城府，写她的无情，却绝不会用“绣春囊”这种方式，去玷污他亲手塑造的、这位封建时代最杰出的“完人”典范。

绣春囊属于那个污浊的环境，但不属于薛宝钗。这是曹雪芹对她，最后的、也是最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