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紫禁城的宣战诏书如惊雷般传遍全国——慈禧太后以光绪帝之名，向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然而，这份关乎国家命运的圣旨，却在南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汉族督抚联名抗命，与英美等列强私下签订“东南互保”协议，宣称“朝廷谕旨乃乱命也，粤不奉诏”。这场看似“保境安民”的政治默契，实则是汉族官僚集团对清廷的集体“造反”，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清的权力格局早已埋下分裂的种子。太平天国运动中，八旗、绿营不堪一击，咸丰帝被迫放权给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让他们自筹粮饷、组建湘军、淮军。这些地方武装“兵为将有”，军费70%以上来自地方厘金、捐输，彻底摆脱了中央控制。平定叛乱后，汉族督抚借机掌控了地方军政、财政、人事大权，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等洋务企业，更让南方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军事体系。到1900年，全国重要督抚职位已多由汉人担任，“内轻外重”的格局早已成型，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形同虚设。

满汉矛盾的积怨，让汉族官僚对清廷始终离心离德。清王朝奉行“以满驭汉”国策，太平天国前，西北督抚清一色由满人担任，汉人仅为点缀。即便后来不得不倚重汉臣，清廷的猜忌与防范从未停止。当慈禧贸然宣战、国家陷入危局时，汉族督抚们不愿为满族朝廷的鲁莽买单——他们辖区内的长江流域是列强投资核心区，也是自身利益根基所在。在英国等列强“维护利益、稳定南方”的默许与支持下，张之洞、刘坤一迅速与列强达成协议：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由督抚守护，两不相扰。

这场“互保”彻底撕碎了清廷的权威面纱。李鸿章直言宣战诏书是“乱命”，主张“此乃朝廷之过，非百姓之罪”；袁世凯在山东坐拥重兵，却按兵不动，专注镇压义和团以迎合列强；四川、陕西等省虽未正式签约，却纷纷效仿拒奉诏令。一时间，大清王朝出现“北战南和”的分裂局面：北方清军与义和团拼死抵抗八国联军，南方督抚却与列强“和平共处”，甚至镇压本地反帝运动、借款扩军，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

更致命的是，“东南互保”打破了“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地方督抚绕过中央直接与外国缔约，本质上是对皇权的公然挑战。此后清廷试图重建权威，却屡屡碰壁——1901年清廷欲恢复乡试固结士心，竟被李鸿章、张之洞联名反对，最终被迫妥协。这场事件让地方势力彻底看清了清廷的腐朽无能，离心倾向愈演愈烈。

十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省督抚纷纷宣布独立，重演了“东南互保”的分裂逻辑。正是1900年那场汉族官僚的集体“抗命”，不仅暴露了大清的统治危机，更点燃了地方割据的火种。东南互保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晚清权力结构崩塌的标志性事件，它用最体面的方式，敲响了大清王朝覆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