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通稿也已经发布，本号前几天着重分析了会议内容中对房地产、出生人口的表述。

这篇文章来看另一个更重要，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收入。

从表述次序与表述力度来看，增收将是明年以及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逻辑在于：

第一，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列了八条。增收的表述，放在了第一条关于内需的内容中，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第二，表述力度空前。

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都会提到提高居民收入，但是今年的表述格外不同。

一方面，今年的表述覆盖人群更广。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收入改革的表述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相比之下，今年的范围大幅扩大，从中低收入群体扩大到城乡居民，覆盖了所有人群。

另一方面，表述更加具体。

今年对于提高收入的表述非常具体，不只是泛泛而谈。比如去年的表述是“推动”，而今年的表述是“制定实施”，先制定方案再实施，这意味着明年将有非常具体的增收计划出台，并且最终付诸实施。

内需与增收，放在了首要位置，既是现实需求，也是战略需求。

科创放在了第二条。

从全球经验来看，内需与科创是驱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能否迈入发达国家，能否实现百年民族复兴的关键。

纵观全球，内需强、科创强是发达国家的标配。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普遍在50%以上，民众消费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尤其是美国，消费占比接近 70% 的水平，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增长”经济体。

我们呢？

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9%，虽然近年来这一比重出现了提高的趋势，但仍处于2005年以来持续低于40.0%的水平，也就是说低于40.0%的水平已保持了20年。

从宏观规律来看，几乎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无一不是在“扩大内需”与“提升科技创新”上同时取得突破。

内需提供市场规模优势，形成产业集聚与企业成长的良性循环；科创则决定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能力，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天花板。

对中国而言，这两项工作排在前列并非短期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结构升级的战略选择。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地缘风险上升、外需疲软的大背景下，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发展。

中国必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国内大循环”做实，把“国民消费能力、企业投资信心、产业升级动力”三者再次捆绑起来，形成完整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与此同时，科创能力已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核心变量。

无论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新能源体系，还是生物科技、量子科技，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绕着“技术密度”重新排序。

中国能否稳住制造业体系的领先地位，能否形成一批引领全球的原创性科技突破，最终能否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成功跃迁到“创新驱动”，都将在此决定。

因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内需、推进科创”继续置于工作布局最前列，不仅是延续去年政策的逻辑，更是对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向的定调：

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内市场基础上，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提升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换句话说，谁能把内需做大做强，谁能把科技创新真正作为第一生产力，就能赢得未来的全球竞争。对中国而言，这既是现实挑战，更是历史机遇。

关键问题来了，内需的关键是什么？

当然是民众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内需不是刺激起来的，民众手中有钱，内需自然就能够起来。

就业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收入增长是消费的基础。高就业率意味着更多家庭具备消费能力，能拉动内需（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形成 “就业→收入→消费→企业盈利→扩大生产→更多就业” 的良性循环。

反之，失业会导致消费萎缩，抑制经济增长动力。

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容易引发焦虑、不满等情绪，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历史经验表明，高失业率常与犯罪率上升、社会冲突增加相关联。

反之，充分就业能增强社会凝聚力，让个体感受到自身价值与社会归属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现阶段， “就业→收入→消费→企业盈利→扩大生产→更多就业”这个循环出了问题，就业预期变弱，民众收入缩水，消费不振，企业利润下滑。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提升民众收入。但提升民众收入，就得增加就业，增加就业就得提升企业利润，提升企业利润就得增加消费，增加消费就得提升民众收入。

问题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既然收入是整个问题的关键，那便可以对症下药。

然而，就目前的大环境来说，该如何提高收入？

要实现城乡居民可持续增收，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想要依靠“就业增加”“产业拉动”完全达不到效果。

还需从中央财政直接支持与分配机制优化两条路径打通居民收入增长的短板。

尽管目前有部分企业上调了工资，比如宁德时代12月初宣布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对宁德时代及其独资分子公司的1-6职级员工的基本工资统一上调150元，加班收入也相应提升。

比亚迪针对技术研发人员的涨薪多数涨幅在1000元左右，也有几百元和两三千的涨薪，对于不同职位可能有不同的涨薪标准。

字节跳动也宣布继续加大人才投入，提高薪酬竞争力、提升期权激励力度。具体包括四大措施：

增加奖金（含绩效期权）投入，2025全年绩效评估周期相比上个周期提升35%；大幅增加调薪投入，较上个周期提升1.5倍；提高所有职级薪酬总包的下限（起薪）和上限（天花板）。

京东更是多次涨薪。

但涨薪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当下的大背景下，企业降本增效，或者说降薪是主流的背景下，提高民众的收入，还是得指望政府。

今年，政府在增加民众收入方面，整体上调了底薪。

人社部公布的今年各省市自治区的最低薪酬，最低工资迎来普遍上涨，多省涨幅超过10%

但上调底薪，远远不够。

本号认为，在这种关键时刻，需要中央政府托底，预测2026年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计划应该从两个方向发力：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专家学者们也在呼吁，财政支出口径是否可能从投资转向消费，直接向居民发钱。

这种方式其实是缓解民众收入不足，缓解民众债务压力的最好、最快速、最直接的办法，最终增强民众的消费能力，提升企业的利润，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2013年至2024年，美国这轮大长牛，根本上是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持续增强推动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大幅度加杠杆、大规模支出，企业和居民部门则大幅度降杠杆。公共部门的支出等于私人部门的收入，扩张性宏观政策拯救和改善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例如，美国政府在2020年-2021年给家庭部门发放了2.1万亿美元现金，这笔庞大的资金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进而快速地转化为消费。

韩国今年发钱了。

发放金额按个人经济状况和居住地有所不同，每人可领取15万韩元（相当于约780元人民币）至45万韩元（约2340元人民币）不等。

普通居民人均可领15万韩元，低收入边缘群体和单亲家庭为30万韩元，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40万韩元。非首都圈地区居民额外获发3万韩元，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地区居民再追加5万韩元。个人领取金额最高可达45万韩元。

新加坡也宣布了今年的“发钱计划”，从8月开始向国民发放“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消费税补助券保健储蓄填补”。

新加坡发钱不是人人有份，而是面向中低收入阶层，比如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的发放条件是：

在2025年已经年满21周岁并在新加坡居住的国人；拥有不超过一套房产；2024年年税收入不超过3万9000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住屋年值不超过3万1000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可以获得450元或850元的现金。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利好，能够落进每一个人的口袋。

财政的资金来源，可以依靠发行国债，毕竟就目前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来看，相比于其他国家，拥有足够的加杠杆空间。

以政府债务/GDP比率，也即债务率衡量，中国政府债务大约在96%，而美国政府债务超过125%，日本更高达230%以上，欧元区平均也在100%以上。

这种相对较低的杠杆水平为中央财政直接支撑收入、提高转移支付给予了相对宽裕的空间。

与高杠杆国家相比，中国在债务可控的前提下直接向居民部门释放购买力，从财政可持续性来看具备实施可能。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

健康的分配机制是民众收入稳步增长的核心保障，其关键在于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体系，让发展红利公平惠及全体民众。

所谓三次分配，主要指：

第一次分配，是完全依靠市场。谁的贡献大谁拿钱多，所谓“多劳多得”。

第二次分配，是靠政府的“公共理性”，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适当照顾穷人、落后地区的利益。

第三次分配，是靠道德或宗教的力量让富人们“良心发现”，自愿捐赠而进行的财富再分配。

初次分配中，应强化“多劳多得、技高多得”的导向，通过技能积分制、健康职业溢价等制度设计，将劳动者技能培训、健康素养等转化为薪酬激励，提升人力资本价值，让普通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获得合理回报。

再分配需聚焦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医疗资源下沉、跨省医保即时结算、慢病用药保障等举措，降低家庭医疗刚性支出，间接释放可支配收入空间。

同时优化税收调节与转移支付，精准帮扶低收入群体，筑牢增收底线。

尤为关键的是，契合这几年政府多次强调的优化三次分配要求，需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引导企业和高收入群体通过公益性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履行社会责任，以先富带后富，弥补初次与再分配的不足。

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欧美部分国家过度依赖高税收再分配导致财政压力攀升、市场活力受限，部分发展中国家分配机制失衡引发贫富差距悬殊，这些经验表明分配模式必须适配本国发展阶段。

综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分配路径，应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统筹初次分配提效率、再分配强调节、三次分配作补充，兼顾活力与公平，既通过“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激发全社会创造热情，又以制度保障缩小收入差距，让增收成果更公平可持续。

此外，还应探索健康资本化创新路径，推动生态康养收益转化、健康数据资产确权等新模式，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分配机制的健康运转，让民众增收更具持续性，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如此，才能破解内需疲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