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四大汗国的历史上，伊尔汗国的命运堪称坎坷，察合台汗国虽早期深陷权力动荡，但分裂后的东察合台汗国，凭借中亚草原的游牧根基，一直延续至17世纪末期。金帐汗国则牢牢掌控东欧草原与中亚商路要道，对罗斯诸公国实施有效统治，直至1502年才被克里米亚汗国攻灭。而同为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建立的政权，伊尔汗国仅历经不足百年便轰然倒塌，甚至在元朝灭亡之前，伊尔汗国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伊尔汗国的创建者旭烈兀

伊尔汗国的衰亡，首要原因在于其先天不足的战略环境与持续不断的外部战争消耗。蒙古帝国的扩张进程中，四大汗国虽同出黄金家族血脉，最初奉元朝为宗主，但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与区域利益的分化，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宗藩关系也日益弱化，为后续的宗亲纷争埋下了深刻隐患。

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与其他宗亲汗国的利益博弈，而这一矛盾在他统治晚期彻底爆发，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蒙古人生存依赖优质牧场，伊尔汗国境内的阿塞拜疆草原水草丰美、战略重要，成为宗亲汗国觊觎目标。

旭烈兀与金帐汗别儿哥的冲突，表面是别儿哥指责旭烈兀屠戮巴格达居民，实则为争夺阿塞拜疆草原控制权。

△伊尔汗国的蒙古贵族

公元1262年，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正式爆发大规模战争，双方在高加索山脉南北两侧展开多次惨烈激战，蒙古骑兵引以为傲的骁勇善战，在这场宗亲间的厮杀中被大量消耗。

1265年，旭烈兀在马拉盖病逝，而别儿哥也在远征伊尔汗国的途中染病身亡。两位大汗的离世并未终结这场纷争，反而让冲突演变为两个汗国的长期对抗。

旭烈兀的继承者阿八哈为巩固统治，不得不继续与金帐汗国作战，双方期间曾爆发多次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牧场的毁坏、城镇的劫掠与人口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伊尔汗国的国力消耗。

而东部察合台汗国也对伊尔汗国虎视眈眈，当时的察合台汗国，曾试图与伊尔汗国争夺呼罗珊地区。当旭烈兀死后，察合台汗国趁伊尔汗国内部权力交替多次入侵，迫使伊尔汗国分兵东顾，陷入两线作战。

位于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则是伊尔汗国的另一大劲敌，伊尔汗国的建立打破了西亚地区的政治平衡，马穆鲁克王朝担心伊尔汗国继续向西扩张，威胁自身统治，便主动与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建立军事同盟，形成了三面包围伊尔汗国的战略态势，使伊尔汗国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

△伊尔汗国曾试图与欧洲人结盟

为了打破这一包围困局，伊尔汗国曾试图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结盟。旭烈兀及其继承者多次派遣使者远赴欧洲，联络欧洲的国王和贵族，提议组建联合军事力量对抗马穆鲁克王朝。

然而，欧洲国家对遥远的伊尔汗国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且自身内部正深陷领主纷争与宗教矛盾，始终未能向伊尔汗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支援。多次结盟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伊尔汗国最终只能独自面对三大势力的联合围剿。

持续数十年的连绵战争，对伊尔汗国的国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早期跟随旭烈兀进入伊朗的蒙古骑兵是汗国的核心军事力量，但在长期的两线作战中伤亡惨重，精锐力量损失殆尽。

与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相比，伊尔汗国的兵源补充存在明显劣势。金帐汗国控制着广阔的东欧草原，能从突厥、钦察等游牧部落中招募大量青壮年充实骑兵；察合台汗国也有中亚广袤草原的游牧民作为稳定兵源支撑。

而伊尔汗国的核心统治区域是波斯人的定居区，蒙古统治者与波斯民众之间矛盾尖锐，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当地人口补充兵源。兵源的持续枯竭，让伊尔汗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削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只能被动防御，陷入步步被动的困境。

伊尔汗国核心统治区为波斯文明发源地，波斯人是主体民族，拥有成熟的农耕与商业文明；而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文化理念截然不同，这种差异自建国初便引发激烈冲突。

旭烈兀作为草原出身的大汗，始终坚守蒙古人的游牧传统，拒绝主动融入波斯文明。在他统治时期，进入伊朗的蒙古人并未选择定居生活，而是继续在阿塞拜疆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蒙古人的游牧经济模式无法满足自身对粮食、丝绸、金银等物资的全部需求，便时常组织骑兵进入波斯人的城镇进行掠夺。

根据波斯史书《瓦萨夫史》记载，蒙古骑兵的频繁掠夺行为导致许多历史悠久的城镇沦为废墟，大片肥沃农田荒芜废弃，大量波斯民众为躲避战乱被迫逃离家乡，原本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旭烈兀的这种“掠夺式统治”，在短期内确实保证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力，但从长期统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严重破坏了汗国的经济基础，也进一步加剧了蒙古统治者与波斯民众之间的矛盾。

作为伊尔汗国的主体民族，波斯人掌握着先进的农耕技术、成熟的商业贸易网络与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是汗国经济运转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

蒙古人的掠夺与压迫，让波斯人对蒙古统治者充满敌意与抵触情绪，不仅坚决不愿意为汗国提供兵源，还时常通过逃亡、罢耕、关闭商铺等方式进行消极反抗，严重影响了汗国的正常运转。

而文化宗教的差异，则加剧伊尔汗国的内部矛盾。蒙古初信萨满教，对伊斯兰教漠视，加之巴格达屠戮事件，被波斯人视为“文明破坏者”；而伊斯兰教在波斯社会根深蒂固，这种隔阂使蒙古统治者始终无法获得波斯民众认同，统治基础不稳。

在行政管理层面，蒙古人也未能建立起适应波斯定居文明的统治体系。伊尔汗国早期沿用了蒙古帝国的“千户制”，将全国的土地与人口分封给蒙古贵族，让他们自行管理封地内的事务。

这些蒙古贵族大多出身游牧部落，缺乏治理定居社会的经验，只懂得通过掠夺与剥削获取财富，对当地的农耕生产、商业贸易规律一无所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需求，随意加重对波斯民众的赋税剥削，甚至颁布苛捐杂税，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伊尔汗国的蒙古骑兵

而拥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波斯贵族，在蒙古统治体系中被彻底边缘化，无法参与核心权力决策，只能担任一些基层事务官职，这导致汗国的行政管理效率极为低下，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问题与危机。

文明隔阂带来的不仅是民族矛盾，更直接导致了汗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与衰退。波斯地区原本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依托丝绸之路形成了繁荣的商业网络，城市兴旺、商旅络绎不绝。

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与频繁的掠夺行为，彻底破坏了商业贸易所需的稳定环境，商路被骑兵随意袭扰，城镇商铺被劫掠焚毁，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导致东西方贸易逐渐衰落，大量商人逃离波斯地区。

同时，蒙古人对农耕文明的忽视，让波斯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大量灌溉设施因年久失修而废弃，农田荒芜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不仅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还导致汗国的财政收入锐减，进一步加剧了统治危机。

△合赞汗

公元1295年，旭烈兀的曾孙合赞汗即位，这位雄心壮志的统治者，在统治期间曾积极进行改革，而合赞汗的改革，虽然使伊尔汗国的国力大增，但是也该汗国的命运彻底改写。

在合赞汗登基之后，便下令国内的蒙古人进行改宗，废除萨满教习俗，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此举赢得波斯民众与贵族支持。除此之外，合赞汗还带头融入波斯社会，推行波斯化行政体系，废除蒙古“千户制”，重用波斯人才，整顿赋税减免苛捐，减轻民众负担。

为了遏制旭烈兀时代的掠夺旧习，合赞汗还颁布禁令，禁止游牧民骚扰定居民的土地，他严斥违规者，并且派官员巡视保障波斯民众安全。

合赞汗的一系列改革，则让伊尔汗国今日鼎盛时期，汗国的农业与商业开始复苏，粮食的产量大增，商路上的商人络绎不绝，统治者与百姓的矛盾得到缓解，伊尔汗国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同时也让合赞汗得到“中兴之主”的称号。

而合赞汗的改革，其副作用也同样致命，伊尔汗国的许多蒙古人，在合赞汗的号召下放弃游牧定居，他们开始被波斯文明同化，其社会地位也开始下降，贵族们遭到排挤，贫困者沦为奴隶被贩卖，军队中蒙古士兵不足建国初期三分之一，其核心战力也开始崩溃。

到了合赞汗统治末期，也曾意识到改革带来的副作用，于是合赞汗便下令禁止贩卖蒙古人为奴，并且召回被卖往奴隶市场的蒙古士兵，但一些都已经为时已晚。

当合赞汗在1304年病逝后，其弟完者都则延续了兄长的政策，但在完者都统治时期，仍然无力解决族群失衡带来的恶果，伊尔汗国自此走向衰落。

公元1335年，伊尔汗国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可汗不塞因去世，随着不赛因的去世，伊尔汗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激化。贵族们纷纷脱离汗国的统治，地方势力也开始逐渐崛起，而此时的伊尔汗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平息内乱。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脱离伊尔汗国的楚邦王朝和札剌亦儿开始崛起，他们开始扶持旭烈兀的后裔为傀儡汗，并且经常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战争，使伊尔汗国已经名存实亡。

△伊尔汗国的可汗陵墓

公元1357年，在伊尔汗国陷入内忧外患之时，金帐汗国的可汗札尼别趁乱远征，轻松占领阿塞拜疆并攻陷都城大不里士，伊尔汗国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伊尔汗国灭亡后，其分裂出的诸多小汗国，则继续活跃在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直到十四世纪末期，随着中亚之王帖木儿的强势崛起，伊尔汗国的故土被并入帖木儿帝国的版图，成吉思汗后裔在西亚的统治也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