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夏，北京的阳光正盛。午睡醒来的李敏在桌上发现一张儿子的涂鸦：一名少先队员高举红旗，下方写着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我想让外公看看”。当时孔继宁才不到两岁，还握不好铅笔，却已把对外公的挂念画成童稚的线条。纸张微卷，李敏轻轻摊平，心里泛起涟漪：孩子越长大，越想念那位总在照片里露出慈祥微笑的老人。
追溯到1962年10月，毛主席迎来古稀之年，第一个外孙在北京妇产医院呱呱坠地。听到报信，主席放下手中文件，从办公桌后站起身：“七十岁还能‘升官’，值得庆贺。”工作人员听不懂，他补了一句，“当了姥爷，这可比写多少文章都高兴。”随后，毛主席和孔从洲一同为新生儿取名。翻遍典籍、又看革命导师的名字，最终锁定“继宁”，意思是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寄望“后继有人”。
小外孙落地，给中南海增添了难得的欢声笑语。主席批阅文件疲惫时，总要去丰泽园抱孩子走几圈。警卫员常听见他自豪地说：“瞧瞧这只小老虎，手劲足得很。”一次夜里，孔继宁哭闹不止，毛主席索性抱到书房，轻轻摇着旧拨浪鼓。那只拨浪鼓原本是李敏幼时玩具，尘封十余年，这一刻又响起清脆声。李敏愕然，主席淡淡一句：“当年给你做的，如今给他用，还合适。”
1963年春，李敏夫妇因工作调动搬出中南海，只用平板车装了全部行李。离别那天，毛主席望着车影渐远，没有多说话，只叮嘱一句：“常回来看看。”然而搬出后，探望必须履行申请手续，次数骤减。毛主席深夜伏案时，偶尔会把那只拨浪鼓握在手里，微微晃动，声音极轻，却能让值夜的工作人员立即想起“小老虎”。
严格教育从不放松。一次孔继宁回到丰泽园，看见鱼缸里的金鱼，不顾母亲阻拦伸手去捞。毛主席进院，见孩子坐地大哭，先是静静站在旁边。李敏试图用糖逗他，主席摆手：“哭没有用，先把道理弄明白。”等泪水停下，他蹲下身解释鱼儿离水会死，又让孩子自己把水溅回缸里。三岁孩子似懂非懂，却记住：闹腾换不来纵容，外公更看重规矩。
1968年秋，孔继宁入读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入队仪式那天，红领巾飘在胸前，他冲出校门飞奔回家，进门就喊：“妈妈，我可以去见外公了！”李敏答应尽快递条。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毛主席接连召开会议，母子二人抵达中南海却扑了空。周总理得知此事，专门抽出半小时陪他们用茶点。周总理微笑着摸摸孩子头：“少先队员最要紧的是好好学习，外公知道也会高兴。”
真正与外公重聚是在1973年初冬。北风呼啸，孔继宁穿着棉军大衣，被父亲领进书房。毛主席已经显出病容，却坚持站起来迎接。孩子拉着老人手臂，撒娇般说：“外公，我要长成大老虎！”主席笑，连声说好：“大老虎能为国家顶半边天。”之后半小时里，祖孙谈话多是读书、锻炼，主席偶尔咳嗽也不打断话头。走出房门时，孔继宁回头，老人瘦削的身影在灯下显得单薄，却仍抬手挥别。
1976年9月9日清晨，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讣告，十四岁的孔继宁赶回家时，只看到母亲哭红的双眼。少年坐在老式沙发上低头无语，胸前的红领巾湿了一片。有人劝他节哀，他摇摇头，说不出话。那天夜里，他把抽屉深处的拨浪鼓拿出来，一遍遍地摇，仿佛在寻找逝者留下的余温。
高中毕业后，他悄悄报考军校。老师知晓身份后问原因，孔继宁回答：“外公说过，国家需要可靠的‘大老虎’。”在校多年，他不因出身获半分照顾，跑五公里、擒拿格斗样样跟紧。实战考核结束，同学私下才知道他是毛主席外孙，惊讶之余，更多是敬佩：这人从不借名头，只埋头训练。
80年代中期，他被分配到总参谋部。文件处理中，他谨慎到近乎苛刻：一份公文反复核对三遍才签字。赴外馆任职期间，外方友人盛情邀请出席宴会，孔继宁往往婉拒，若无法推辞，也绝不饮酒过量，“代表祖国，更要自重。”同事记得，他的名片上只印职务与电话，空白处写着一句话：为人民负责任。
1997年，李敏健康每况愈下，孔继宁主动申请转业，理所当然的省府、部委职位他一概谢绝，转向经贸领域，从零开始。他所做的多是推广红色文化、资助老区教育，不设大幅招牌，不收门票，不摆个人肖像。有人劝他利用家学声望做更大生意，他笑答：“外公的名字不是商品。”
晚辈们偶尔听他追忆毛主席，总会提到那次红领巾的承诺。孔继宁说，外公告诉自己：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戴在胸前就要担责任。多年过去，这条绸带已褪色，他依旧把它保存完好。“它提醒我，不管走多远，不能忘记自己答应过老人家的话。”这句话，他在不同场合重复过无数次，语调平静，却掷地有声。
如今，昔日“小老虎”鬓有斑白。他鲜少公开谈论家世，更多时候行事低调。亲友见面调侃，他只笑笑：“老虎归山，守着一份初心就够了。”曾经的红领巾还在，他想把它留给下一代。 或许在某一天，那条旧绸带会重新系在新少年的胸前，在阳光下鲜红依旧，映照出一脉相承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