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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的名校

李庄(5)引言李庄同济医院在宜宾市郊外二十余公里的李庄古镇,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医疗机构。它虽冠名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却呈现

李庄(5)

引言

李庄同济医院

在宜宾市郊外二十余公里的李庄古镇,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医疗机构。它虽冠名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却呈现着不同寻常的双重属性:其一是地理空间上的反差——远离都市核心区扎根乡镇;其二是血脉渊源的特殊性——承载着两千公里外上海同济大学的医脉传承。正因如此,这座庄严大气的医院前悬着两方铭牌:左侧为“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李庄院区”,右侧则是“李庄同济医院”,它们见证了沪川两地的医疗情缘。值得一提的是,全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吴孟超先生曾担任该院名誉院长。八十多年前,战火纷飞中那位同济医学院的学子未曾料到,跟随母校的千里迁徙,竟让他与这座川南小镇结下了一世情缘。在多年后的一次公开场合上,他动情地说:宜宾是我成长的根,李庄是我成长的魂!(2015年11月19日,纪录片《吴孟超的李庄情缘》首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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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院士为李庄同济医院揭牌

同济大学对李庄的深情厚谊,早已超越医教帮扶的维度。自2006年以来,同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年复一年来到李庄中学传授知识,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设立帮助该校数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圆了求学梦;同济大学设计的李庄抗战文化博物馆成为众多游客的必游展馆;同济大学还为宜宾学院提供数个“访学者”名额,助力当地提高师资水平……

抗战时期搬迁到李庄的众多教育科研机构中,同济大学是如此与众不同:它是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迁往李庄的机构;它又是回报李庄最多的机构,至今仍与李庄保持着密切联系。

同济大学对李庄涌泉相报,源自85年前李庄对同济大学的滴水之恩。

1940年7月的一天,日军再一次轰炸了云南昆明,同济大学学生项瑞荣在空袭中不幸遇难。空袭过后,师生们感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校方最终采纳师生们的联名建议,决定继续踏上了西迁之路。

1940年秋,西迁路线在川南遭遇戏剧性转折。校务会最初相中的是南溪县城,却遭遇当地士绅集体反对。他们掰着手指列出各种隐患:有坏人扰乱治安怎么办?带坏带偏本地风气怎么办?物价上涨怎么办?招来日本人的飞机怎么办?……

当南溪县城还计较着“小庙供不起大菩萨”的现实考量时,南溪下辖的李庄镇却把接纳学府视作“千年文脉续香火”的荣耀。镇上的两位乡绅得知此事后,立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庄的乡绅代表罗南陔。罗立马牵头组织乡绅会议,大家对“上头”的做法很不理解,纷纷表示:“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别看咱们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啊,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岳南:《那时的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4页)经过大家的商讨和规划,与会者很快达成共识,随后发出了那份改变了中国文化抗战历史的著名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三日后,镇上家家户户开始腾房让屋,连供奉祖宗的禹王宫都打扫出来当了教室。一座小镇和一所名校的奇妙缘分就这样展开了,小小的李庄镇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文化抗战重镇的历史责任。

著名的16字电报(现陈列于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

当年同济大学致电李庄联系校舍的电文

在同济大学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李庄张开手臂欢迎,打开大门无私“收留”,让学校师生们有了固定且安全的栖身之处。日军全面侵华后,同济大学不断内迁,多次搬家,先后搬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当时迁往内地的高校很多,按照《良友》杂志的说法,同济大学是“战后大学中迁移地点最多之大学”(《良友》,1939年(145):12)。《同济大学史》则写道:“同济经过六次流离颠沛的搬迁后,在这里,开始了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生活。”(翁智远主编:《同济大学史》(第1卷 1907-1949),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5页)。得益于李庄5年多稳定的办学环境,同济大学在校生人数大大增加,并新增多个专业,完成了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

同济大学抗战时期历次迁校线路图

李庄主动“收留”同济大学,雪中送炭帮助了对方,但这个小镇当时可能没意识到,此举也深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没有这个善举,现在的李庄大概率仍是一个寂寂无闻的普通小镇,不会成为四大抗战文化重镇之一,不会有现在的知名度,也不会有今天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02

当李庄人打开镇门时,面对的是一道棘手的数学题:全镇上上下下不过三千人,却要接纳一万多“外来人口”(同济大学学生三千和教职工及随行家眷约八千)。这一万多人住哪儿,在哪儿上课?

李庄毕竟只是个川南小镇,接待能力有限,安排一所同济大学已经十分头疼和吃力;而打算搬到李庄镇的不仅有同济大学,还有史语所、社会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所、金陵大学文科所(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前身)等众多科研学术机构。这些机构都需要地方住宿教学办公,李庄镇突然之间面临供小于求、僧多粥少的悬殊窘局。

以史语所为例,所长傅斯年听说同济大学打算搬到李庄,心中一动:李庄是个啥地儿,从未听说过;再查地图,压根儿找不到。不过,这恰恰中了傅斯年的意: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才安全,我史语所的宝贝疙瘩(考古出土的甲骨、青铜、陶器以及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1000多箱)总算有地方安置了。于是,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也“组团”搬到李庄。

人多房少,争抢“房源”在所难免,同济大学和史语所为了“抢地盘”甚至直接掐上了。同济大学原计划全部安排在镇内,为了满足师生的学习生活要求,镇上家家户户腾出房间,连羊圈都铺上稻草当了宿舍。房子终于够了,但有的房子实在太破太旧,需要修缮才能入住,而相关经费又不能全部到位……无奈之下,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1940年7月至1942年2月在任)把目光转向了镇外的张家大院。张氏是李庄的大家族,在镇上坐拥多处房产,而镇外张家大院的几处宅子已被傅斯年看上,正在让史语所的“先头部队”和房东商量租住的事情。

周均时太了解傅斯年了,知道他不会同意让出房子,商量也没用,干脆直接致电教育部长陈立夫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同济大学隶属于教育部,史语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是平行关系),要求史语所把张家大院让出来。傅斯年知道后火大了,以独有的霸气和果绝,立马将租房款打给在李庄的弟兄,让他们先下手为强,马上和房东签合同并付款,二话不说即刻搬进张家大院。傅斯年在电报中强调:“可租房均请租下,对某校勿退让。”(《傅斯年致王育伊、凌纯声、芮逸夫》,见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台湾史语所,2011年)同济大学见木已成舟,只得放弃,另想法子。

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 (1940年7月至1942年2月在任)

同济大学是“德系”,史语所是“英美系”,双方本就有门户之见,如今又有利益之争,遂有第一次“交锋”,傅斯年的史语所1:0赢了。但这并不是结束,后来还有第二次“斗争”,同济大学完胜史语所,具体细节暂且按下不表,容后再说。

李庄镇最好的一块宝地被史语所后发先至抢到手,同济大学则赶紧对其他地方下手,迅速进驻“九宫十八庙”以及“湖广填四川”时修建的会馆和祠堂。这一次,傅斯年没有来抢,但李庄镇的百姓们不乐意了。

原来,这些宫庙均有“主人”——各种菩萨,同济大学要住进来,菩萨们就得搬出去,但李庄的老百姓不愿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本是弱势群体,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们也是最迷信的一个群体,往往将佛祖菩萨们当作自己的“后台”,期望通过求神拜佛祈求好运,祈祷风调雨顺、家宅平安。如果把菩萨请下神坛请出庙宇,菩萨生气了不保佑他们甚至惩罚他们,怎么办?谁来负责?

除了磨嘴皮讲道理劝说老百姓,李庄的官僚和乡绅们还想出了一个不错的办法:让驻军带头让房。当时,第18师某部本来驻扎东岳庙偏殿,因为同济大学工学院要入住,就让出来搬走了。连手握枪杆子的军队都给同济大学让路,老百姓就没什么话说了,劝说工作就顺利多了。最终,菩萨们被请出了庙堂,把地儿腾给同济大学作了教室和宿舍。

如今,到李庄参观同济大学旧址,不是进这个宫,就是入那个庙,且各处比较分散。游客常去的工学院旧址(东岳庙)和校本部旧址(禹王宫)紧邻江岸主路,位置显眼易达;而医学院旧址(祖师殿)等院系深藏于老镇街巷,则鲜少有游客踏足了。

同济大学本部旧址(禹王宫)

尾声

从1940年秋冬至1946年4月,同济大学在李庄的5年多时间里,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随着光阴的流逝,隐没在古镇的犄角旮旯,而我们将带您开启时光的匣子,将这些尘封往事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