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8年，陈国司马夏征舒弑君，陈国大乱，楚庄王志在称霸，于是出兵平定了陈国之乱，并处死了夏征舒。当时，楚国的最大对手晋国政坛不稳，晋国国君晋景公及其执政郤缺都是刚刚上台，对中原的控制力有所下降，所以，楚庄王决定，干脆把陈国就此灭掉，收为楚县。与秦一样，楚也是很早设县的国家（楚武王开始），往往灭一国则设一县，虽有县公，但并不世袭。
陈国位于今河南淮阳一带，这里是楚国的门户，地缘位置非常重要，按说，楚庄王这么做，也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并无不妥之处。
所以，楚国文武群臣，乃至各县县公和南方各属国的国君纷纷前来朝见，祝贺楚王开疆拓土，唯有大夫申叔时一句好话都没说。庄王到底是年轻人，有了成绩得不到表扬心里就不痛快，于是责问申叔时：“夏征舒无道，杀死了他的国君，寡人带领诸侯帮陈国百姓讨回了公道，诸侯、县公都来庆贺寡人，只有你独独不贺，是何缘故？”
申叔时却并不回答楚庄王，反而讲起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比较粗心，没锁好牛棚就去打麻将了，赌的兴起，把喂牛的事也给忘了，结果这只牛饿的不行，跑出牛棚冲到邻居的庄稼地里吃起了霸王餐。这邻居一生气，就把他家的牛杀掉吃了。这场民事纠纷案如果让大王您来处理，该如何判案呢？”
“这事儿邻居就做的太过分了，不就是吃了你点庄稼吗，至于杀了人家的牛吗？”
“正是如此，夏征舒有罪，一人之罪也，吾王讨其罪足矣，又灭其国，这和那杀牛的邻居有何不同？这又有什么好庆贺的呢？”
与战国时代的兼并风潮不同，春秋时代虽然也灭国，但绝不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行为，除非你灭的国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就会被君子们认为“不义”。当时的主流思想还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当作一种大功德。比如《礼记》上就说，武王克商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还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也就是说，即便对方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但灭了国之后，还是得留点地给人家，做到香火不能断，祭祀不能停，待遇不能没；最好，还能再给远古圣王的后裔们也封点地，大家共享荣华，皆大欢喜。这才是大道，这才是存亡继绝的圣人之行（注1）。
所以，楚庄王一听，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道：“寡人明白了，寡人用伐罪之名号召诸侯，不能以贪人之地结束。做霸主，名誉很重要。中原诸侯本来就歧视我们楚人野蛮，我们更要学他们讲道理啦。”于是庄王就从晋国召回了逃亡在外的陈成公，重新恢复了陈国的社稷。但庄王也不想就这么白忙活了，便从陈国的每个乡抽一户人家去楚国，集中住在一起，称为夏州（今湖北夏口），以彰其征讨夏征舒之功。“州”即是“乡”的下一级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周礼·地官》曰：“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楚庄王的这个行为，历代楚王都没做过，这是楚国加入华夏价值体系的重要一笔（注2），所以得到了孔子的热烈表扬：“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总之，楚庄王的行为是大大符合儒家思想的。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所谓存二王之后，对周而言，即保留夏与商后裔之待遇、服色与礼乐；对汉而言，即追封周之后裔为周承休公，追封商之后裔为殷绍嘉公；对魏而言，即保留汉献帝之山阳公待遇；对晋而言，即保留魏国曹奂（陈留王）、蜀汉刘禅（安乐公）、东吴孙皓（归命侯）之爵位。这也就是董仲舒所谓“存三统”之说。这种方法既可以保证当世政权之统治合法性，又可以保证前一政权可以合理、体面、安全地退出政治舞台，不至于被灭绝，被屠杀。总之，儒家这是在原始的状态下，为最高权力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当然，从南朝刘裕的武人寒族上位之后，便不再行此道了，这些可怜前朝皇帝就没有一位不死于非命的。相比之下，还是赵匡胤比较厚道，黄袍加身后还装模作样的搞了个禅让典礼，虽然典礼比较敷衍，但前朝的柴氏子孙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保护。
陈国问题结束之后，楚庄王下一个处理的就是郑国。郑国地处中原之中，其南郊诸邑紧迫楚方城隘口，威胁着楚北进中原的门户，楚若不能服郑，则非但无法饮马黄河，争夺霸权；甚至无法确保陈、蔡之安全。而且如前所述，楚人很可能是二里头夏人的一支，传说帝喾时代楚国先祖祝融氏就是生活在今河南新郑一带，郑国那片地可以说是楚国的“祖宅”，楚人岂能不争？然而，自从前几年郑国叛楚归晋后，楚庄王虽连年攻打郑国，却始终没有打服过这个墙头草，归根结底，仍是晋国武力干涉的结果（注3）。庄王很恼火，他决定玩一次大的，彻底搞定郑国。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公元前597年，晋国执政郤缺去世，他的副手荀林父接替了他中军将的职位，主持晋国军政。短短三四年，晋国已经换了三任执政（赵盾，郤缺，荀林父），政局必然有所震荡。庄王敏锐地感觉到，这也许就是自己拿下郑国的最好机会。
于是在公元前597年春，庄王大起三军，浩浩荡荡，杀到了郑国城下，将郑都团团围住，一连十七天，每日昼夜攻城，打得郑国人哭爹叫娘，叫苦不迭。春秋时期，凡国有大事，都要进行占卜，如今就是郑国最危险的时候了，怎么办，占卜呗！
于是郑国的太卜开始为老天出选择题了，第一道：我们撑不下去啦，投降求和可以吗？
老天回答了：不吉！——那也就是说不可以求和。
郑国人一看，老天不让我们投降呢，那只好出第二道选择题了：我们不求和了，但城墙已经被楚军攻破一个大口子，眼看就要陷落了，我们一面在太庙痛哭，一面“巷出车”与楚军巷战到底（注4），这样可以吗？
老天回答了：吉利！——那也就是可以这么做，必须这么做。
好吧，我们就按照上天的旨意做吧！于是郑国的贵族纷纷跑到太庙里大哭起来，守城的将士们一听，也悲从心来，抱着武器号啕大哭，一股悲愤的情绪弥漫在郑国上空。
与此同时，楚军已经在城东北角攻下了一个大口子，正要冲进去结束战斗，突然听到城内哭声震天，好不凄凉。庄王看到如此情景，不由起了恻隐之心，叹道：“唉，寡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别人哭，算啦，将士们，撤！”说着命令大军撤退十里，可楚将王子婴齐没领会领导意图，还顶嘴：“大王你有没搞错，弟兄们辛辛苦苦打了十几天仗，眼看就可以攻陷城池了，咱们干嘛要退师啊，这不是功亏一篑了吗？”
庄王道：“你懂什么，揍人容易，揍的人心服口服就难了！郑国人已经知道我楚国兵威，却不知我德，所以寡人退师十里以示德，看郑人是投降还是抵抗！”
这边厢郑国人正哭得不亦乐乎，突然见楚军退兵了，还以为晋国的援兵到了，赶忙收住眼泪，趁机加修城垣，男女皆上城巡守。庄王一看，原来郑国人没服啊，于是继续攻城，在此期间，晋国人迟迟不来救援，三个月之后，郑国人终于心理崩溃撑不住了，他们决定投降。这一次，他们心服口服。
于是，楚庄王率领楚军意气昂扬地从皇门入城，没多久，便看到郑襄公光着膀子站在路边，左手牵了一只羊，右手拿着郑国的国书与地图，还拉了一车郑国祭祀的礼器，耷拉着头向楚庄王投降道：“我违背天意冒犯了君王，使君王带着怒气来到敝邑，这是我的罪过，岂敢不唯命是听？您把我放逐到江南蛮荒之地吧，或者把我当奴隶赏赐给诸侯，我都唯命是听。但如果君王您还能顾念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君王您的恩惠，也是我的心愿。请君王您考虑一下吧!”郑襄公此礼，正是当年武王伐纣，商朝贵族微子的投降之礼，之所以要肉袒牵羊，是表示自己已是对方的臣奴，献羊委质，以示臣服。
楚庄王现在，可以随时灭了郑国，但他深知现在还不是灭亡郑国的时候。郑国傍靠王畿，其西境要塞虎牢扼守京师洛邑通往东方的孔道，楚若灭郑，便将周王室置于肘腋之下，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嫌疑；而这与楚庄王的争霸策略是不符的。楚庄王的策略，是要融入华夏，做华夏的领头羊，而并非要与整个华夏为敌。而且，郑是晋楚两强之间的重要缓冲区；有郑国在，楚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很灵活；而如果兼并郑国，那么就与晋国直接接壤，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而且按照周礼，战败国只要遵守古礼，承认错误，言辞恭顺得体，就应该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置，既然郑襄公如此识相，楚庄王又岂能太小家子气呢？
于是，经过认真考虑，楚庄王力排众议，表示：“郑君能够为了国家如此不顾脸面，必然会受到民众的拥戴，看来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寡人不可以断绝他们的社稷，这是寡人的原则，也是郑国百姓的心愿。”
郑襄公听后，拜伏在地，痛哭流涕，从此对楚国死心塌地。于是，楚军退兵三十里，和郑国讲和。庄王派大将潘尫进入郑国结盟，郑襄公也派自己的亲弟弟子良到楚国做人质，以示归服。中原各国听闻此事，纷纷倒向楚国，史书记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
看来，楚庄王能以非华夏的身份，独独踏入春秋五霸的殿堂，这与他不吞并陈郑之举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在此之前，楚国常常自视蛮夷，处处抵触华夏意识形态，以吞并、欺辱小国为乐，所以历代楚王虽然灭国无数，却仍被中原诸侯排挤，而不得入春秋五霸之列；只有楚庄王，反其道而行之，在争霸过程中时刻打出正义的旗号，择天下淫乱而征之，只平乱而不灭人国，最终扭转了中原各国对楚国的偏见。虽然由于身份的关系，楚庄王无法如齐桓晋文般行“尊王攘夷”之道，但他仍然成为了历史上公认的春秋霸主。
注1：其实，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贵族时代的战争都有这种“存亡继绝”的传统。如雅典与斯巴达时断时续的打了四十年的大战之后，雅典一败涂地，当时有人劝斯巴达把雅典彻底毁灭。但斯巴达坚决拒绝，认为这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主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使命，都在斯巴达侠义的一念之下，日后得有发扬的机会（雷海宗《中外的春秋时代》）。
注2：六十多年后，楚国在楚灵王时，又再次灭陈为县。但楚平王即位后，为了友睦华夏诸侯，又再次将陈国复国，陈国乃得以再延续五十年，直到楚惠王时才被正式灭掉。
注3：据赵鼎新统计，从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晋楚开始主导天下霸权，到公元前547年弥兵大会晋楚停战，这总共97年中，郑国认晋国是老大有48年，认楚国是老大有49年，足见晋楚有多么势均力敌，郑国有多么见风使舵。郑国后来甚至在与晋的盟约中公然宣称“唯强是从”（《左传》襄公九年即公元前564年），以便自己随时转换门庭。参阅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2-78页。
注4：《左传》宣公十二年。当时国人阶层拥有车辆虽然就每家而言赶不上贵族，但国人数量多，所以其拥有数量也应当不少。所谓“巷出车”，意即居于里巷中的国人都出动自己的车辆以抗击楚军。参阅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22年，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