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有道，治乱在人。
惟仁者能久其位，惟德者可安其邦。
读《通鉴》，非为记事，实为明心。
一、历史背景：承秦之乱，启汉之治《资治通鉴·汉记五》所载，为西汉初年自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至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约十年间的政局变迁。此段历史，正处于汉高祖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专政、诸吕擅权，再到周勃、陈平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的关键转折期。司马光他借吕后乱政、僭越名分之事，警示后世：政权之正，不在血统之亲，而在道义之正、礼制之守。
二、吕后专权：权欲之火，焚尽仁德吕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女性统治者。她辅佐刘邦打天下，助其铲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手段果决，心机深沉。高祖驾崩后，她以皇太后之尊临朝称制，封诸吕为王，打破“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将刘氏宗亲与功臣集团压制于股掌之间。
司马光对此极为批判。他认为，吕后虽有“女主之才”，却无“人君之量”。她以私怨残害戚夫人，将其制成“人彘”，令惠帝见之而悲痛呕血，终日饮酒自遣，不听政事。此举不仅失仁，更失政。君主失仁，则民心离；朝廷失道，则纲纪坏。吕后之治，表面稳固，实则埋下诸吕覆灭之根。
反思：
吕后之失，在于将个人情感与家族私利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她误以为权力可凭强力维系，却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真正的统治，不在刑威，而在人心归附。她虽精于权术，却未能跳出“家天下”的狭隘，终致身死族灭，为天下笑。
三、诸吕之乱与功臣复刘：礼崩乐坏后的秩序重建吕后一死，齐王刘襄起兵西进，功臣集团周勃、陈平、灌婴等内外呼应，迅速诛灭诸吕。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政变并未引发大规模内战，反而迅速达成共识：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为何是刘恒？因其“仁孝宽厚”，母家薄氏“谨良”，无强戚干政之忧。功臣集团选择的不是最强者，而是最稳者。这正体现了汉初政治的理性：经历秦末战乱、楚汉相争、高祖剪除异姓王、吕后专权之后，天下厌乱，人心思定。
司马光赞曰：“文帝之立，非由兵强，非由势盛，而由人心之归也。”此言极是。政权更迭，若合乎道义、顺乎民心、合乎礼制，即便无兵无势，亦可登大宝。反之，如诸吕之势盛一时，终成泡影。
汉文帝即位之初，便展现出与吕后截然不同的政治品格。他谦抑自持，不妄诛杀，赦天下，除收帑相坐律令；遣列侯归国，以抑功臣权势；重农抑商，轻徭薄赋。尤为可贵者，是其“惧以思治”的心态——深知天下初定，民心未固，故常怀敬畏。
司马光特别记载文帝欲建露台，闻匠人言需“百金”，即叹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罢。此一细节，足见其节俭爱民之心。
五、历史镜鉴：兴衰之理，古今一也读《汉记五》，最令人震撼者，是盛衰之变，只在数年之间。吕氏极盛之时，权倾朝野，封王拜相；然一旦失道，顷刻灰飞烟灭。而文帝以代王入主长安，无赫赫之功，却以仁德赢得天下归心。
这正应了魏征之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资治通鉴》之“通”，在于贯通兴亡之理；其“鉴”，在于照见治乱之源。
今人读史，当思三问：
1. 权力何以长久？——非在压制，而在得民心。
2. 治国何以为本？——非在权术，而在仁政。
3. 个人成败何由？——非在一时得失，而在道义坚守。
六、结语：读史明智，温故知新《汉记五》虽仅十载，却浓缩了权力、人性、礼法、民心的激烈碰撞。它告诉我们：历史从不重复，但韵律相似。今日之治国理政、企业管理、个人修身，皆可从中汲取智慧。
爱上历史，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走向未来。《资治通鉴》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不是尘封的符号，而是曾真实呼吸、挣扎、抉择的血肉之躯。他们的得失，是我们今天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