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戴笠一生都活在权力与恐惧的阴影里。自从1930年拉起调查通讯组，他靠着审讯室里的烟头和毒药，把情报网铺进全国角落。 后来军统局成立，表面上他是副局长，实际上五万特务的生杀大权全在他手里。西安事变时他敢只身入城营救主子，说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可在下属眼里，他又是随时可以夺人性命的阎王。两千多亲手处决的部属，加上中美合作所里那一条条密令，构成了一个冷酷的特务王。 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周志英一开始以为自己抓住了机会。她出身浙江衢州小商人家庭，读过教会女校，会英文会打字，1935年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留校做事务员。 戴笠以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来到这里，很快就注意到这位爱穿旗袍、说话斯文的年轻女子，把她从食堂调到自己办公室，后来又带去重庆军统机要室。陪杀名单、渗透计划、与汪伪商人往来的账本，她都亲手翻过。对戴笠来说，她既是得力助手，又是活生生的秘密库。 暧昧从深夜办公室开始。灯光昏暗，雪茄火光一明一灭，他先问她跟在身边多久，再说她知道的已经够多了，话头一转，要她做“更亲近的人”。 那一夜之后，她白天是秘书，晚上成了情人。她曾动过精明的小算盘，既想借这段关系往上爬，又真心以为戴笠对自己有情。于是，她开始反复提起婚事。 戴笠一开始用“军统规定抗战期间不得结婚”这类借口搪塞。等她忍无可忍抛出“你如果不娶我，我就毁了你的名声”这种威胁时，她的命运其实已经改写。对手握军统的特务头子来说，一个知密太多、情绪不稳的情人，就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包。 于是那场“秘密婚礼”戏码登场。两辆车，一辆载人，一辆装行李，说是去贵州看新房。周志英一路上沉浸在“戴夫人”的幻梦里，直到息烽集中营的大门在眼前合上，才发现所谓新生活，其实是四平方米的单人牢房。没有正式指控，只一句“好好反省”。在潮湿阴冷的牢里，她写信、绝食、求见，都换不来回应，只换来灌食和镇静剂。 1943年秋，她意外被放出。有人说是因为监狱拥挤，有人猜是风声暂缓。她瘦成一把骨头，裹着囚衣回到重庆，一路跪在戴公馆门口，雨里磕头，哭得声嘶力竭。戴笠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她死心。 等她抱住他的腿不肯松手，还脱口而出自己记着他和上海人来往的细节时，他心里最后一点犹豫也消失了。对这种“活档案”，最保险的处理办法，就是送回该去的地方。 第二次被捕，她先进渣滓洞，再转回息烽。这一次，档案上多了那行冷冰冰的字：“知密过多，永久关押。”从此，她彻底消失在特务系统的黑暗深处。有人记得，她在牢里用石子一笔笔在墙上刻痕，只为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记得时间。 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座机撞上岱山，残骸在火焰中化成碎片，只靠金牙才能认出遗体。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新旧权力交替，积压的档案被重新翻起，才有人想起息烽里还有一个被遗忘的女人。那年深秋，周志英被放出时，年仅二十八岁，头发已经灰白，眼神涣散。 她去找过曾经的同僚，无人敢认。有人说她流落在重庆街头，对着路人自称“戴局长夫人”，有人说她去了峨眉山，也有人记得嘉陵江边那具紧攥生锈军统徽章的无名女尸。 周志英有没有错。她确实有虚荣，想借权力阶梯往上爬，也误以为“威胁名声”是自己最后的筹码。但在一个生死全被少数人握在手里的时代，普通人的算计根本不值一提。对戴笠来说，女人可以是秘书，可以是情人，可以是玩物，一旦知道太多、闹得太凶，就化作监狱里的编号和档案里的一句话。 戴笠的飞机坠毁，被人评价为“缩短共产党胜利十年”的意外；而周志英的消失，连像样的记录都没有。一个权力巅峰的特务头子，一个在权力夹缝中妄图改写命运的年轻女人，他们的交汇，让人看到的不是风月，而是一个时代如何把人当作工具。那些被写进密电、刻进墙缝、被水流冲走的名字，才是乱世真正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