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民杨大发和妻子吵架，争吵中，妻子突然大喊：“你再说，我把你的黑历史捅出来！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不信你不怕！” 川北乡下的灶屋里，红油辣面香气四溢，只有一个叫杨大发的男人，总爱往碗里撒糖。村里人笑他古怪，他却不以为意，带着一口听着就不像本地的浙江腔，在田埂间推着独轮车忙前忙后。 他口头上把自己说成是被国民党溃兵洗劫后流落他乡的广安人，举止却处处透着违和。夫妻俩初到村里时，男人穿黄呢大衣戴金表，女人烫头穿旗袍手上戴着金戒指，怎么看都不像刚逃难来的贫农。后来这些体面东西一件件消失，换成粗布衣裳和“饼饼头”，却更显得刻意。 让人疑心的不止是打扮。这个自称文盲的农民，开会时能把政策讲得头头是道，被人顶了几句，还会冷不防冒出一句“搁在过去早要了你的命”，说完自己也愣住。 1953年，他被推举为生产互助组组长，修路抢着干重活，年年评先进，看上去既积极又卖力。但只要县里来人清查户口，他不是躲进里屋说“太乱”，就是突然“闹肚子”，连村干部也被挡在门外。农业合作化轰轰烈烈，他的妻子田德俊抢着入社，他却一拖再拖，表格迟迟不填，动员会上总不见人影。 这种前后割裂的状态，让这个勤快汉子在村里成了一个越看越想不通的谜。 真正让谜底松动的，是一场家务争吵。 南充青居乡的一个傍晚，夫妇俩又因为贫苦日子吵到不可开交。田德俊埋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留在重庆”，杨大发火气上来，扬言按他以前的脾气“早就要了你的命”。 被逼急的女人把压在心里的话扔了出来“你再凶，我就把你的老底捅给政府。现在到处在抓特务，我不信你不怕。” 这句话，隔着土墙传出老远，围在院外的邻居听得一清二楚。 事实上，她并非空口威胁。她见过墙洞里藏着的旧照片，男人穿着国民党军装；搬柜子时，从缝隙里掉出过刻着“军事委员会”字样的铜徽章；还有那些抬头写着“杨进兴”的信件。婚后几年，这些本应锁在心底的画面，一次次在她耳边回响。 村民们则把她的怒骂和之前的种种细节串在了一起。一个号称广安人的“难民”，说话却带浙江腔，吃面要放糖，媳妇手上戴着稀罕的手表，早年还有人见他悄悄变卖金戒指。再加上他一到查户口就人间蒸发，怎么看，都像有东西刻意遮着不让人看见。 不久，举报到了南充县公安局。广安县回信只有四个字“查无此人”。 公安机关没有贸然出手，而是从田德俊的身世查起，顺藤摸瓜找到曾在田家干活的长工雷开云。 这位长工想了想，说出了一句关键的话“她后来嫁的那个男人叫杨进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干过。” 重庆方面早在追查战犯。1955年初，专门的追残敌小组以宣传农业合作化为由，要给先进分子拍照留念。推不掉邀请的“劳模”杨大发，只好硬着头皮站到镜头前。 照片很快出现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和各处留存的档案前。白公馆的幸存者罗广斌一眼认出，李荫枫、郭德贤也先后点头确认。在押特务里，有人嘴上否认，目光却不敢落在照片上。 画像与记忆重叠起来，那张在乡村劳作的脸，逐渐与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重合。 随后的审讯中，他交代了那段血腥往事。 在戴公祠，他用毛巾捂住杨虎城的嘴，将匕首刺进将军腰间，又在杨拯中身上划开致命伤，鲜血溅到母亲的骨灰盒上。宋绮云一家被押来，八岁的宋振中被按倒，他一刀刺向孩子的脊骨。 在白公馆、渣滓洞和松林坡，罗世文临刑前高喊“共产党万岁”，车耀先喊“打倒蒋介石”，杨拯中喊“打倒法西斯”，而他则冷眼监督一具具身体倒下。黄显声将军中弹倒地前，回头骂了句“混账东西”，他补上两枪，又顺手摘走将军腕上的游泳表，那只表后来出现在川北乡下，又被匆匆卖掉。 一条条供述，把战犯的真实面目钉死。 抓捕那天，村长以“送贷款条子、替大家跑腿”为由，把他从村里引出。区公所的门刚关上，埋伏已久的侦查员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有人凑近低声问“黄显声将军的表呢。”他下意识答“卖了”，随即才惊觉说错，又慌忙改口“我是杨大发。” 多年苦心经营的身份，在瞬间崩塌。 后来公审大会上，判决书在万人注视下宣读完毕，杨进兴被押赴刑场。曾经的“互助组组长”“劳动模范”，最终以战犯的名字被写进判决书。 田德俊在批斗会上哭得双眼红肿，却拒绝去见他最后一面，只留下一句“见了他，就是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此后，她没有改嫁，在户口簿上那行“已处决”的红字旁，一个人把孩子们拉扯成人。 伪装或许能瞒过远处的目光，却挡不住枕边人的一句真话，更抵不过那些写在档案和记忆里的血迹。历史可以沉默一时，却不会永远替行凶者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