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位专家拿着放大镜，研究一幅2米高的古画。却发现画中树叶里有两个字闪了一下！他以为眼花定睛一瞧，惊喜地发现两个字和草木融为一体，这可把让他乐坏了，心想几百年了，终于被我找到了？ 1958年夏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高逾2米的《溪山行旅图》静静悬挂，副馆长李霖灿看着这幅被称作宋画第一的巨制，心里却始终不踏实。 乾隆欣赏过它，董其昌在角落题过“董其昌观”，历代鉴藏家几乎都认定它出自北宋范宽之手，可画上偏偏找不到一句作者自署，所有判断都停留在气韵和笔墨的“感觉”上。 这一年，他决定换一种办法给这幅传世名作找出“铁证”。别人看画重在整体意境，他却把《溪山行旅图》当成一张巨大的勘探地图，拿着放大镜从山石缝隙、树梢枝叶到行旅人马，一寸一寸排查，像在做一场枯燥的地毯式搜索。 这种查找持续了很久，画面上唯一显眼的文字线索，只有那几个“董其昌观”，仿佛在提醒后人，连明代的眼力高手当年上手时，也没在画中找到名款。李霖灿也曾一度怀疑，前人几百年都无功而返，自己是不是也只是重复徒劳。 转机出现在一个寻常的时刻。当他的视线又一次掠过画面右下角行旅队伍后的密林时，忽然觉得那片浓荫的墨色有些异常，似乎有笔触在树叶纹理间轻轻一闪。 他立刻调来高倍放大镜，屏气凝神，把目光压到那片极其隐蔽的阔叶之中，两枚早已与绢素融为一体的墨字缓缓浮现出来，正是“范宽”。 兴奋之后，新的疑问随之而来。史籍记载，这位画家本名范中立，为何在如此重要的作品上，偏偏不用官名，而是写下一个似乎更像江湖绰号的“宽”。翻检古籍，《图绘宝鉴》中那段记载给出了答案，书里说范宽是陕西人，性情温厚而又放达，胸襟宽大，因此人称“宽”。 对一个以山水寄志的文人而言，这个字比规整的“中立”更贴近他的本心，把伴随一生的外号藏在树影深处，既是低调，也是一种只对知音开放的“暗号”。 进一步的细看，让这两个字更显得不可思议。它们所在的绢面上，本就有一道细若发丝的自然裂痕，随着岁月推移，绢素老化开裂，墨线也被轻轻拉扯变形，而“范宽”二字的笔画恰好被这条裂缝割开，墨色的氧化程度又与周围山石树木完全一致，这几乎构成了一道无法复制的防伪标记，堵死了后人添笔作伪的可能。 消息传开后，书画、文物和古文字专家纷纷围拢到这幅画前，反复比对笔意、绢质与画面风格，最终确认，这两个字与整幅作品出自同一人的同一时间。《溪山行旅图》作者归属的长期争论至此尘埃落定，范宽的名字重新稳稳地和这幅巨作绑定在一起。 签名被找出来的那一刻，改变的不只是这幅画的注解，更是人们看待宋画的方式。原来在恢弘山水的背后，画家会把自己的名号悄悄藏进树丛岩隙之间，把性情和游戏之心都压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自此以后，《溪山行旅图》真正坐实了“宋画第一”的位置，那两个隐匿在方寸树叶间的“范宽”二字，像是从北宋一路传来的暗号，在1958年被一个耐心而固执的现代学者接住，也为后来的鉴定工作留下一把格物致知的标尺。难怪在2004年，范宽还能被《生活》杂志选入上一千年对人类最有影响的一百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