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姚刚拍戏赚了钱，便回大连投资100多万，开一间西餐厅，每天人满为患、生意火爆，可是三年不到却关门大吉。 姚刚这辈子栽得最狠的一次跟头，是在离开舞台去开西餐厅的时候。 1998年，他揣着在北京拍戏攒下的全部积蓄回到大连老家，一口气砸了100多万租下市中心600多平米的铺面，请人把店装得富丽堂皇，从餐具到水晶灯都要最好的。 开业头几个月，靠着明星光环和新鲜定位，餐厅日流水能冲到两万，饭点经常要排队，他站在门口陪笑迎客，心里觉得这买卖八成稳了。 真把店拖垮的，不是客人少，而是他那身讲义气的脾气。朋友来，他免单，老同事来，他免单，朋友带来的朋友报出他名字，服务员也不好意思收钱。 他自己酒喝高了，顺嘴一句“都是兄弟，算我的”，收银系统又不规范，账目多半靠手写，月末一算，表面天天满座，实际上每天光免掉的饭钱就有两三千，三年下来，人情做得透透的，本钱却亏得见底。 那几年，大连陆续冒出几家西式快餐连锁，价格便宜，上菜又快，年轻人慢慢不愿意在他这家高价西餐厅久坐。菜单两年没更新，装修还是当初那一套，管理混乱，成本失控，靠再去剧组拍戏往里填窟窿，也挡不住窟窿越捅越大。 到2001年底，店里连水电费都付不出，他只好裁员，缩菜单，把冰箱里的食材分给员工，最后抬头看着墙上写着“生意兴隆”的匾，摇头说了一句，把仗义当生意做，是活该。 关门那天，他等于被创业亲手送回原点，也逼着他承认，自己不是做买卖的料。隔行如隔山，人吃哪碗饭，多半真有定数。西餐厅倒了，他收拾好情绪，回北京继续演戏，像个新人一样重新接戏。 其实在改行之前，他已经在舞台和镜头前打磨了十几年。 1970年，他出生在大连，小时候家住话剧团边上，每天放学往排练厅门口跑，十四岁考进大连艺术学校学表演，毕业后进话剧团，演过《雷雨》等一出出戏，又在《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秋收起义》《英雄无悔》里演过很多不太起眼的小角色，这些经历没给他带来多少名气，却让他练出了扎实的台词和台风。 西餐厅那三年，则成了另一堂课，人情冷暖，钱账算不过来的窘迫，心里不服却只能认的尴尬，后来都被他一点点揉进角色里。 《罪域》里的兆辉煌，《潜伏》里的戴笠，《小姨多鹤》里的彭瑞祥，观众记住的是那种表面云淡风轻、实际城府极深的感觉，连父亲看完都会有点发怵，说这人坏得真像。 反派演多了，他也尝过被角色反噬的滋味。出门吃饭，服务员给整桌倒水，偏偏绕过他，有人对着他翻白眼，在公共场合有人盯着他看，甚至把他当成现实里的坏人。 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接洪学智那样的正面人物，对着镜子练笑容，想让大家看到，自己不只会演坏的一面。 回头看，要不是那次折腾西餐厅，他也许不会这么早认清自己擅长什么，也不会在演戏时对成败看得这么淡。现在的他已经过了非要争个高下的年纪，住在别人羡慕的大房子里，却把生活节奏放慢，不急着证明什么，只是安安稳稳把每一个角色演好。 那次失败换来的，不只是账本上那串数字，更是一句他自己悟出来的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别把人情当生意，更别拿生意去考验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