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隐蔽战线战士王少春以“参议”身份，携带电台抵达雅安，这是刘文辉与我党秘密联系的开始。 关于这一段历史，刘文辉儿子刘元彦后来回忆，“电台就设在雅安苍坪山的刘公馆内，由父亲的亲信副官负责保卫，对外宣称是‘王参议’的私人办公处”，“我多次见到父亲在书房与王少春密谈，有时直至凌晨，桌上总摆着两杯清茶和一叠手抄稿”。 这种秘密联络持续了八年，成为刘文辉掌握时局、坚定反蒋决心的核心渠道。 1945年龙云事件后，刘元彦回忆父亲曾对身边人说：“蒋介石连龙云这样的‘自己人’都不放过，我等割据一方者，迟早是他的眼中钉。” 1949年的彭县起义决策，在刘文彦的回忆里，步步惊心。 当年11月，重庆解放后，蒋介石飞抵成都，次日便亲赴刘文辉的玉沙街公馆拜访，“蒋介石表面寒暄，实则打探父亲对时局的态度，临走时留下宪兵驻守在公馆对面巷口，四周布满军统便衣，连家里的佣人出门买菜都有人跟踪”。 随后，张群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三次发电报并登门劝说刘文辉“随总裁赴台”，威逼利诱之下，刘文辉陷入两难。 在这一关键节点，12月5日，周恩来通过雅安秘密电台向王少春发出指令，“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 这一指示打消了刘文辉的顾虑，成为其最终下定决心的关键推力。 刘元彦回忆说：“父亲接到王参议转达的指示后，当晚便召集心腹商议，明确说‘不能再等了，蒋介石这是要赶尽杀绝’”。 12月7日，刘文辉得知蒋介石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且仅通知了他与邓锡侯两人，同时城防的川军已被胡宗南的中央军替换，他当即判断“这是鸿门宴，去则必被扣押”。 当晚，刘文辉以“前往法国医院看病”为掩护，在亲信卫兵的护送下从梁家巷左侧城墙缺口翻出城外，“父亲穿着普通百姓的棉袍，戴着毡帽，手里只拎着一个装有电台和重要文件的小皮箱，翻城墙时划破了手背，连夜赶往城隍庙与邓锡侯汇合”。 12月9日，三人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留在成都的刘公馆随即遭胡宗南部洗劫，刘元彦回忆：“胡宗南的部队闯进家里翻箱倒柜，还在客厅和卧室埋下炸药，后来小偷潜入触动雷管，导致房屋部分坍塌，幸好家人早已撤离。” 解放后，刘文辉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元彦说“父亲每月工资300多元，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其余都捐给了西康的教育事业”。 据《西南军政委员会档案》记载，刘文辉曾三次捐款共计1.2万元，用于修复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校舍。 1959年调任林业部部长后，刘文辉始终保持简朴作风，刘元彦回忆：“父亲穿的中山装缝了又缝，领口和袖口都有补丁，吃饭时掉在桌上的饭粒都会捡起来吃掉，他常说‘农民种粮食不容易，不能浪费’。” 在子女教育方面，刘元彦提到“我们兄妹上学一律步行，不准坐单位公车，父亲定了规矩：不准对外透露身份，不准接受特殊待遇，零花钱每月不超过5元。” 十年动乱开始后，刘文辉受到冲击。 1966年8月，红卫兵闯入刘文辉位于北京东单的四合院，刘元彦回忆：“他们举着‘打倒军阀刘文辉’的标语，砸烂家具、书籍和字画，把父亲的军功章、任职证书扔在地上踩踏，喊着‘刘文彩的弟弟，没有好东西’”。 刘文辉回应说：“我起义是应民心之举，在西康办学修路也是事实，历史会有公论。” 1972年，刘文辉散步时不慎摔倒摔断右腿，刘元彦回忆：“住院期间，父亲仍坚持让家人读报纸、念文件，他说‘不能脱离时事’”。 1975年，刘文辉被查出胃癌晚期，确诊后他对家人说：“人终有一死，能为国家和百姓做些实在事，此生无憾。” 1976年1月初，他刚出院便得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刘元彦记得：“父亲泪流满面，坚持要去北京医院送别，家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他在周总理遗体前鞠躬致敬，回来后多日沉默寡言，时常翻看与周总理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份悲痛加速了病情恶化，不久后他再次住院。 1976年6月下旬，刘文辉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病房中的他虽极度虚弱，但意识始终清醒。 刘元彦记录了父亲最后的话语与状态：“父亲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却坚持要戴上眼镜，逐一看着围在床边的家人。他握着我的手，声音不大但清晰可辨：‘我这一生，从军阀到顺应潮流起义，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跟着共产党走，为百姓做事这条路，没走错’。” 他还对子女们反复叮嘱：“做人要清白，做事要务实，不准搞特殊化，要像普通群众一样生活，多为国家出力。” 弥留之际，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一级解放勋章上，说道：“这枚勋章是国家给的，我死后交给组织，也算我对国家的最后交代。” 6月24日凌晨，刘文辉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2岁。 根据他生前遗愿，骨灰由家人护送前往四川，撒在他主持修建的川康公路沿线。 刘元彦说：“父亲生前常说，川康公路是他为西康百姓做的最踏实的事，撒在那里，算是与这片土地和百姓永远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