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美国将一批淘汰的机器高价卖给中国，导致我国亏损好几亿，就在美国准备看中国笑话时，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局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批被美国吹上天的 “先进设备”，其实是 1992 年产的二手货，1998 年翻修了一下，就敢翻倍涨价卖给我们。 当时我们急着突破己内酰胺生产瓶颈，这玩意儿是纺织、医药的关键原料，长期被西方垄断，只能高价进口。 美国摸准了我们的软肋，一边谎称设备是 “最新款”，一边故意配套过期的催化剂，等着看我们束手无策。 设备投产才三个月，麻烦就没断过。产量连设计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生产出的己内酰胺颜色发灰，根本卖不出去。 更要命的是催化剂，动不动就失效结块，清一次管道得停工三天，技术员们拿着美方说明书翻烂了，也找不出问题。 短短半年，我们就亏损了好几亿，仓库里的残次品堆得像小山，厂长对着报表唉声叹气，车间里的气氛冷得能结冰。 消息传到美国，那家供应商不仅没半句道歉，还在报纸上阴阳怪气：“中国企业还是适合买现成的，自主研发？再等二十年吧。” 更狠的是，他们紧接着抛出新一代低成本技术，用白菜价往中国市场倾销己内酰胺，摆明了要把我们逼到绝路。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钱打了水漂，只能认栽的时候，一辆老旧的桑塔纳停在了厂区门口，下来个穿深蓝色工装的老人。 老人头发花白，背有点驼，却迈着稳稳的步子走进车间，有人认出他 —— 中国炼油催化领域的泰斗，76 岁的闵恩泽院士。 没人想到，这位本该在家安享晚年的老院士，会主动找上门，接手这个看似无解的烂摊子。 闵恩泽没多余的寒暄，径直走到反应器前，戴上老花镜，伸手摸了摸管道外壁的温度，又接过操作工手里的结块催化剂，捻了捻，放在鼻尖闻了闻。 “设备是老了点，但骨架还行。” 他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问题不在壳子，在里头的‘心脏’—— 催化剂。” 美方算准了我们搞不出自主催化剂，才敢把废铁当宝贝卖，就算我们修好了设备，也得依赖他们的催化剂，一辈子被拿捏。 闵恩泽当天下午，就在车间旁的空屋里搭起了简易实验室。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摆上烧杯和分析仪，墙上贴满了催化剂配方的流程图。 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岗，戴着安全帽爬上数十米高的反应器，检查内部结垢情况，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含糊。 晚上，他就和年轻技术员一起熬夜做实验，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半小时，醒来接着算数据，老伴打来电话嗔怪他不要命，他却笑着说 “车间里暖和”。 研发的路比想象中更难。第一批催化剂试制出来，活性只有进口货的三成，放进反应器没俩小时就失效了。 第二批改进配方，却出现严重粉化，差点把管道堵死，年轻技术员急得蹲在地上哭：“根本做不出来！美国人没说错！” 闵恩泽默默递过去一块毛巾，指着墙上的实验记录说：“你看，第 89 次到 117 次，活性从 30% 提到了 60%，这就是进步，搞科研哪有一帆风顺的？” 他没说的是，自己当年研究分子筛，失败了两百多次，才终于取得突破。在他眼里，失败从来不是终点，而是靠近成功的阶梯。 转机出现在一个暴雨夜。中试反应器的压力突然飙升，安全阀 “砰” 地炸开，滚烫的物料喷了一地，现场工程师吓得脸都白了，建议暂停项目。 可闵恩泽却盯着压力曲线不放，连夜组织大家分析原因。雨水顺着窗户缝往里灌，他就用塑料布裹着图纸，在灯下算了整整 48 小时。 终于，他找到了症结 —— 载体材料的耐压强度不够，高温下会变形堵塞通道。“换材料！” 他拍板，眼里的血丝比灯光还亮，“就用咱们自己研发的复合分子筛！”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很冒险，复合分子筛技术还不成熟，没人敢把它用在这套老旧设备上，可闵恩泽偏偏要赌一把。 他心里清楚，我们不能一直被美国拿捏，要么放弃，一辈子依赖进口；要么拼一把，搞出自己的催化剂，真正掌握主动权。 新的催化剂试生产那天，车间里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闵恩泽站在控制台前，亲手按下了启动键。 反应器的压力曲线慢慢平稳，取样口流出的己内酰胺清澈透明，像块淡黄色的水晶，和之前的残次品判若两人。 检测报告出来时，技术员的声音都在抖：“活性 98%！纯度 99.5%！不仅达标，还超过进口水平了！” 欢呼声差点掀翻车间的屋顶，操作工抱着闵恩泽，眼泪把老人的工装都浸湿了，这么久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消息传到美国，那家供应商的股价当天就跌了三个点，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群拿着 “废铁” 的中国人，怎么能在短短两年里，啃下这块硬骨头。 其实他们不懂，中国人最不怕的，就是被卡脖子。你越是不让我们好过，我们就越要挺直腰杆，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如今，类似的 “技术封锁” 依然存在，可我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被动接受的中国，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打破一切封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