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到一个网友提问宋朝时吴越钱家纳土归宋被称颂，明末江南士绅降清却遭唾骂，核心从不是“投降”二字，而是背后的立场、初心与结果天差地别。 钱氏吴越自开国便立下调子，乱时保境安民守浙江一隅，让江南远离五代十国的野蛮乱象，始终认中原汉家政权为正统，遇真君主方择归附。钱弘俶纳土归宋，是有一战之力下的主动抉择，并非怯懦妥协，且宋为华夏内部的汉民族政权，此举既促成和平统一，更让吴越百姓免于战火，换来后续两百多年的安稳繁荣，钱氏牺牲宗族私利，守住的是黎民苍生，这份以民为本的格局，本就值得肯定。 反观明末江南士绅，并非无牵无挂的普通百姓，而是掏空国家、只顾自身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北方天灾人祸、边防空虚时不愿分忧，闯王兵临便献北京，清军入关即降南京，全然不顾华夏正朔尚存。更关键的是，清军彼时是外族入侵，与宋的华夏内部统一截然不同，士绅的投降并未保住江南百姓，反而引狼入室，换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无数惨案，剃发易服的民族屈辱，数百万黎民的血泪，都是这份精致利己的投降留下的恶果。 更何况二者的投降本质也不同，钱家是统治者主动交出政权，从统治者变为“俎上鱼肉”，而江南士绅只是为保自身财富地位的骑墙投机，投降前是地主，投降后依旧是地主，从未为百姓考量半分。同样是归降，宋接手吴越礼遇有加，保一方繁荣，清军降江南却行屠戮压榨，一为华夏文明的内部整合，一为文明对野蛮的妥协，结果与性质本就云泥之别。就连同为钱氏后代的钱谦益，也因“水太凉”的怯懦失节，被世人诟病，可见世人诟病的从不是归降本身，而是失了气节、弃了百姓、背了民族的投降。 说到底，纳土归宋与降清的褒贬之分，从来都在“为何降”“向谁降”“降后何如”，而非单纯的“降与不降”。你如何看待这种看似同为归降，却褒贬迥异的历史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