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那时候赵一曼正忙着革命工作，孩子刚落地没多久，就被托付给伯父陈岳云家寄养。陈掖贤从小没爹没妈的陪伴，生活虽说吃穿不愁，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换谁都得心里堵得慌。他小时候就敏感，别人家孩子有父母宠，他只能自己窝着。 1936年赵一曼牺牲前，给儿子写了封遗书，表达了对孩子的愧疚和期望，希望他长大别忘母亲是为国捐躯。可陈掖贤直到1956年才知道母亲的身份，那年他去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遗书后，用钢笔在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 从那以后，他拒绝领抚恤金和烈属证，说那是母亲的血换来的，他不能拿来花。大学毕业后，他去北京工业学校当老师，教历史和政治，学生挺喜欢他的课，因为他讲得有深度。 但生活上，他完全不会打理，宿舍乱糟糟的，衣服脏了就扔，烟头到处是，工资69块一个月，在当时够养家，可他月初大手大脚，买贵烟贵酒，月中就借钱，甚至拿饭票换现金。 单位只好让人帮他管钱，按周发零用，但他还是想办法提前花光。这样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性格也越来越内向自卑。 陈掖贤的婚姻也没帮他稳下来。1957年他娶了学生张友莲，两人起初还行，但很快就闹矛盾。张友莲毕业后在化工厂工作，可陈掖贤的生活习惯太差，两人经常为家务事争执。没多久，他们离婚了，张友莲精神状态变差，得了病，需要住院。 陈掖贤后来复婚，但张友莲的病时好时坏，两个女儿一个在姨妈家，一个在岳母家长大。他自己工作上也变了，北京工业学校后来并入第六机床厂，他从老师转成工人，每天干体力活。父亲陈达邦1960年左右去世后，他更孤单了。 陈达邦早年再婚，有新家庭，陈掖贤1944年15岁时第一次见父亲，但觉得格格不入，没住一起。失去父亲后，陈掖贤的日子更难熬，经济压力大，生活自理能力弱，经常饿肚子。 1974年秋天，他几天没上班，同事去看，发现他躺在床上动不了，原来饿了四五天，没钱买饭。单位给他分了向阳房，算是照顾，但他还是老样子，不收拾屋子，继续抽烟喝酒。抑郁的情绪越来越重，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母亲的期望，总觉得丢人。 周围人说他有才华，讲课旁征博引，但现实中他像个不会过日子的巨婴，啥事都搞不定。这种反差让他每天都难受，性格缺陷越来越明显，自卑和敏感像野草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