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女知青黄丽萍，隐瞒自己显赫的身份，心甘情愿的在北大荒劳动。10年后，她放弃回城的机会，安心在乡下生活。谁料，一封信的寄来，打破了她平淡的生活。 这封信是她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信封上只写了她的本名，没提任何职务头衔。黄丽萍握着信的手有些发抖，她知道，父亲找她，一定是有大事。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句话：“速回，有要事相商。”没有解释，没有寒暄，可就是这几个字，让她在炕沿上坐了整整一夜。 黄丽萍的父亲是谁？她从来没在北大荒的乡亲们面前提过，只说自己来自北京，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可实际上，她的父亲是当时某重要部门的领导，母亲也是机关里的干部。 这样的家庭背景，在1969年的知青下乡大潮里，本可以让她留在城市，或者去条件好得多的农场，可她偏要选北大荒。她跟父母说，想体验基层，想真正干点实事，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想躲开那些复杂的政治关系，想靠自己的双手活一次。 在北大荒的十年，她从没叫过苦。开春时跟着男人们下地翻土，夏天顶着日头割麦子，秋天扛着麻袋装粮食，冬天还要去山里伐木。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破麻绳，脸被风吹得皴裂，可她从不抱怨。 队里的人都说，这姑娘能吃苦，干活实在，不像有些知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火炕，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咸菜，可她乐在其中。她学会了用东北话跟老乡聊天，学会了做酸菜炖粉条，甚至学会了用镰刀削土豆皮。在别人眼里，她早就是个地道的北大荒人了。 1979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队里给黄丽萍办好了回城手续，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在一家国营商店当售货员。可她把手续压在箱底，说：“我在这儿待惯了，回城反而不适应。”其实她心里清楚，父母早就盼着她回去，可她不想回去面对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想再活在父亲的阴影里。 她想在北大荒找个踏实的人结婚，过安稳的日子。后来，她和队里的一个拖拉机手结了婚，男人话不多，可肯干，对她也好。他们种了十亩地，养了两头猪，日子虽然不富裕，却过得踏实。 可父亲的信还是让她动摇了。她想起母亲上次寄来的信，说父亲身体不好，总念叨着要见她。她也想孩子了，女儿已经七岁，该上学了，北大荒的教育条件毕竟有限。她跟丈夫商量，丈夫沉默了很久，说：“你去吧，家里有我。” 回到北京的那天，黄丽萍站在家门口，手攥着门环，却不敢敲。门开了，母亲先认出了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站在后面，背有些驼，看见她，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屋里的布置跟十年前差不多，只是多了些她不认识的书和文件。父亲把她拉到书房，关上门，才开口：“丽萍，爸爸老了，以后怕是帮不了你了。这次叫你回来，是想让你接替我做件事。” 原来，父亲负责的部门正在筹备一个关于知青历史的项目，需要有人整理资料，联系当年的知青。父亲觉得，黄丽萍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既了解知青的生活，又有基层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她懂那些知青的心情。黄丽萍愣住了，她没想到父亲找她是为了这个。她以为父亲会让她留在北京，进机关工作，可没想到是要她继续做和知青有关的事。 她犹豫了。一边是北京的繁华和父母的期盼，一边是北大荒的平淡和丈夫孩子的等待。她想起在北大荒的那些日子，想起老乡们送她鸡蛋时的笑容，想起丈夫半夜起来给她盖被子时的动作，想起女儿第一次喊“妈妈”时的声音。她突然明白，她舍不得的不是北大荒的土地，而是那种踏实的感觉。 她对父亲说：“爸，我想回去。北大荒是我的家，我不能丢下他们。”父亲看着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第二天，黄丽萍又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回到北大荒的那天，丈夫带着女儿在车站等她。女儿扑过来抱住她的腿，喊着“妈妈”，丈夫接过她的行李，笑着说：“回来了就好。”她摸着女儿的头，看着远处的田野，心里突然很平静。她知道，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件事在当地传开了，有人说她傻，放着北京的福不享，非要回来受苦。可她不在乎。她说：“我在北大荒找到了自己，这里有我的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