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对，老婆孩子在国外者，应该一律退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家先不清理出这些人，就无法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这些年，关于“老婆孩子在国外的公职人员”，社会讨论一直没停过。说白了，大家不是仇富，也不是反对家属出国，而是担心一件事：手里握着公权力的人，如果根不在国内，还能不能真正替国家和老百姓做决定。   卢麒元老师有个说法，点得很透。一个国家的核心决策者，如果家人、资产、退路都在国外，就很难做到心无旁骛。嘴上说为国家，心里却装着海外家庭的安全和利益，决策天平自然会晃。   公权力不是普通工作岗位。它不是只对老板负责，而是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长期发展负责。位置越关键，要求就越高。一旦被私人利益牵着走，损害的不是个人声誉，而是整体利益。   正因为如此，“裸官”问题才会被反复提起。所谓“裸官”，就是本人在国内任职，但配偶、子女全部长期居住在国外。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治理风险。   国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2010年，中办、国办明确要求，对配偶子女已移居境外的干部加强管理，必须如实申报，并限制其在关键岗位任职，尤其是涉及安全、金融、国企等领域。   到了2014年，制度进一步收紧。“裸官”不得作为领导干部考察对象，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清理。不愿配合岗位调整的，要按纪律处理，体现的就是风险优先、防患在前的思路。   在地方执行中，这套制度并不是停留在纸面。广东等地调整过多名厅局级干部，有的甚至因为家属拒绝回国而被调离重要岗位，说明这不是象征性管理。   为什么“裸官”被视为高风险群体？核心就在于利益绑定断裂。家庭、资产、未来都在国外，一旦出现国内外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决策不受影响。   尤其是在关键选择上，比如资本监管、产业限制、对外博弈，如果一项政策可能影响海外资产安全，有些人就会下意识地犹豫，甚至偏向对方，这种风险不容低估。   从现实案例看，“裸官”和腐败、外逃的关联度明显偏高。常见路径很清晰，先把孩子送走，再让配偶出国，接着转移资产，最后本人找机会脱身。   罗荫国、张曙光等案件都反复印证这一点。家庭在国外，心理上就少了一层约束，反而容易形成“捞够就走”的预期，腐败的胆子也更大。   更麻烦的是，这类腐败往往更隐蔽。钱走海外渠道，问题暴露时，资产早已转移，追赃成本极高，国家损失很难弥补。   即便不涉及贪腐，长期海外生活背景，也可能带来认知偏差。对国内产业、社会结构缺乏切身感受，容易照搬外部模式，结果政策落地水土不服。   老百姓看得也很现实。你家不在这儿，将来不和大家共进退，凭什么替所有人定规则？这种心理一旦形成，政策再好，信任基础也会被削弱。   放眼国外，各国都在防范类似风险。德国对利益冲突近乎苛刻，官员家属哪怕接受企业资助，也可能直接辞职，重视的是制度纯洁性。   俄罗斯则用更硬的方式，直接禁止官员及其家属持有海外资产和账户，试图从制度上切断外部利益牵引。   美国主要依赖申报和回避制度，但裙带关系和旋转门问题依然存在，说明再成熟的制度，也需要不断修补。   对比下来，各国路径不同，但共识一致：官员的家庭利益和公共权力，必须隔离清楚，否则风险迟早暴露。   回到现实，我国现行制度仍有提升空间。有些豁免口径模糊，“因工作需要”“特殊人才”容易被滥用，形成弹性漏洞。   还有人故意隐瞒，搞“隐形裸官”，或者在退休前转移资产，退休后再外流，钻监管空子。   因此，治理思路必须从事后调整，转向事前防控。关键岗位干部的申报范围、核查力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瞒报行为，不能只停留在批评教育上，而要形成清晰预期，先停职、再调查，提高违规成本。   同时要堵住“亲属经商”的灰色地带，防止形成权钱共同体，让家庭利益成为腐败的延伸通道。   科技手段也该更多介入。通过大数据追踪出入境、资金流动，提前预警风险，而不是等问题爆发再补救。   更深层的，还是文化和价值导向。公职岗位不是跳板，更不是为海外生活服务的工具，忠诚本身就该成为硬指标。   清理“裸官”，不是针对个人选择，而是对公权力负责。这个领域，不能赌概率，更不能心存侥幸。   只有让官员的根扎在国土上，让家庭利益与国家命运真正绑定，政策的天平才能稳稳地站在国家和人民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