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民党军官周磐在昆明被捕，他在解放战争期间行径残暴，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但周磐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他主动告诉监狱长自己手中有一件文物要上交国家，希望能戴罪立功。可是事情真的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吗？ 周磐被押进昆明陆军监狱的时候，身上还揣着半块碎银元。那是他上个月从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那儿抢的——老头哀求说孙子病了，他就把人踹进沟里，银元滚进了泥里，他蹲在那儿抠了半天才捡回来。现在这银元还在他裤兜里硌着，可他顾不上疼，满脑子都是死刑判决书上的红印子。 监狱长是老红军出身，姓李，当年在湘江战役里丢了一条胳膊。周磐找他的时候，李监狱长正蹲在院子里补衣服，针戳进布的声音比审讯室的鞭子还响。“我有东西要交。”周磐搓着手，声音发颤，“是件文物，能换条命不？”李监狱长抬头看他，眼神像淬了冰：“文物？你抢过的东西还少吗？”周磐赶紧说：“这次不一样，是我爹当年留下的，一直藏在老家地窖里。” 其实那“文物”是周磐去年在贵州剿共时，从一个土财主家抢来的青铜鼎。土财主跪在地上求他，说那是祖上传了八代的礼器，周磐当时正输钱，顺手就把鼎扛走了。后来他查了本《古物志》，上面说这种鼎是商代晚期的，能值不少钱，可他没敢卖——怕被同僚告发“私吞战利品”。现在倒好，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李监狱长让人把鼎运过来，找了省博物馆的专家鉴定。专家围着鼎转了三圈，又用放大镜照了纹路，最后拍着桌子说：“这是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鼎，保存得这么完整，全国也就十来件！”消息传到监狱，周磐眼睛亮得像饿狼见了肉。 他凑到李监狱长跟前，拍着胸脯说：“只要留我一条命，以后我帮你们找更多文物！”李监狱长冷笑一声：“你以为文物能抵命？你杀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红军战士，他们的命呢？” 周磐不死心。他开始写材料，把自己知道的贵州、云南一带的古墓位置全写了出来——有些是他当年剿共时踩过点儿的，有些是从土匪嘴里套出来的。可他没想到，这些材料交上去后，法院只批了“酌情考虑”，没说要免他死刑。他急了，在监狱里绝食三天，可李监狱长连水都不让他多喝一口：“想活？先把你抢的银元还给那卖红薯的老头再说。” 1951年春天，周磐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李监狱长去看他。周磐缩在墙角，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攥着那半块银元。“早知道……”他声音哑得像砂纸，“早知道就不抢那鼎了。”李监狱长把一件干净的囚服扔给他：“现在说这些晚了。”周磐接过囚服，突然问：“那鼎……交给国家了？”李监狱长点头：“捐给故宫了，昨天刚到的。”周磐笑了，眼泪却掉下来：“也算……没糟蹋。” 执行那天，昆明街头围了不少人。周磐被押着走过正义路，路过一家卖糖画的摊子，一个小姑娘举着糖画喊他：“叔叔，给你吃！”他愣了一下，想起自己小时候也这样追着糖画跑。可下一秒，枪声响了，他的身子晃了晃，倒在青石板上。旁边的人议论纷纷：“这货抢了那么多东西，死不足惜。”“听说他还交了个鼎？”“交了又咋样？杀人的罪能抵吗？” 后来有人问李监狱长，周磐的文物到底有没有用。李监狱长说：“文物是国家的宝贝，可人犯了罪，就得受罚。那鼎再珍贵，也换不回他欠的命。”其实周磐不知道，他交的那份古墓名单里，有一半已经被解放军挖过了——那些古墓早就被土匪盗空了，他所谓的“立功”，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 这件事过去七十年，现在再提，不是为了翻旧账。周磐的侥幸心理，是很多国民党军官的通病——以为拿点东西就能抵消罪行，却忘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从来不会偏袒凶手，哪怕你有一万件文物，也洗不掉手上的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