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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抗联将领李兆麟去一个年轻女子家里赴约,刚喝了一口茶后,他感觉有些头晕

1946年,抗联将领李兆麟去一个年轻女子家里赴约,刚喝了一口茶后,他感觉有些头晕:“这茶不对劲!”女子冷笑道:“你可以上路了!” 他愣住了。眼前的孙格龄平日里冷静得体,如今却面露凶光。他想站起来,却感觉四肢发软,毒性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他强撑着盯着她,却说不出话来,耳边只听得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事情不会仅仅发生在这一刻,李兆麟心里清楚,早在几年前他还在苏联远东第88旅时,就已经预感到敌人的打击终会到来。 那时候,他是营长,接受苏联红军军事训练。跟着周保中一起,日夜研究游击战术,甚至和金日成也有过接触。他知道战争远未结束,日本投降只是短暂的喘息。 李兆麟一直没回延安,他主动申请留在东北,是因为这里是他十四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他不是政客出身,但知道东北的百姓更需要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 他被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生产、重建政权上。他习惯每天亲自去粮站、学校、工厂了解情况,有时候连秘书都劝他多注意安全,他只笑笑:“我不出去看看,怎么知道他们的难处?” 可正因为这一切,李兆麟成了军统的眼中钉。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点名要除掉他,说这是“破坏东北红色核心的头号目标”。 暗杀计划从哈尔滨落地之初就悄然展开,孙格龄的名字,也被写进了军统的行动备忘。 孙格龄打着中苏友协的名义多次接触李兆麟,以国大代表协商为由建立起信任。她知道李兆麟看重和平谈判的可能,也利用了这一点。 之前安排的几次会面,她都小心翼翼地完成,李兆麟的防备逐渐放松。3月8日那天,孙格龄再次找到他,说有人想见,谈“国大代表的最终人选”。 李兆麟本有顾虑,在日历上写下“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还让秘书提醒他早点回来。可偏偏车子半路抛锚,警卫员留守修车,他便独自上了马车。 这一决定,他未曾预料是生死交界。 刺痛感传来,李兆麟倒在地上,四名特务从房间里冲出,对他连刺数刀。他没能喊出一句话,但眼神却死死盯着孙格龄,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愤怒。东北的和平还没到来,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李兆麟的牺牲并未让局势倒退,反而成为压倒民愤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天之后,哈尔滨专案组侦破了案子,孙格龄和何士英全部落网。 孙格龄在公审大会上低头认罪,承认受军统指示行刺李兆麟,换取的是赴美机会与巨额金钱。 1946年8月18日,孙格龄被执行枪决,现场群众沉默。不是冷漠,是太多情绪一时难以言表。那天,李兆麟的遗体被万余人抬着游行,口号响彻哈尔滨街头。 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他们并不完美,却用行动为后来人铺出一条不归之路。李兆麟没有等到真正的和平,但他的死也成了东北人民清算敌人的起点。 他走时才36岁,一个没来得及老去的抗联将军。 和平,从不靠施舍换来,而是无数热血之人以身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