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钱学森回国的邮轮上，一位美国老太太叫来船长，拉着脸说: “你不认识他吗？钱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怎么能让他们一家四口挤在狭小的三等舱？” 1955年的清晨，海平线被初升的阳光镀上一层金色，一艘自洛杉矶开往香港的邮轮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下的三等舱里，钱学森正和妻儿整理行李，这趟航程结束，他就能真正摆脱5年的软禁与监视，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狭窄的舱室里只有几张铁折叠床和一张小桌，墙皮斑驳脱落，和他曾在加州理工任教时的生活截然不同。但他并不在意这点落差，只要能回国，哪怕挤在三等舱也无妨。 真正让他放不下心的，是码头上那一双双暗中窥伺的眼睛，还有航线上可能潜伏的未知风险。有人好言相劝，说船在日本靠岸时可以下去买东西，他却清楚那也许是圈套，只要他离船，美国方面就有机会制造“意外”，于是带着一家人宁可窝在闷热的舱房里，也不轻易踏出舱门一步。 漫长的海上时光比预想中更难熬。公共食堂里简单的伙食，孩子们睡觉时翻身就能碰到舱壁，夜里波浪拍船，摇得人心里发空。 偶尔上甲板透口气，他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心里一半是对故土的渴望，一半是尚未卸下的戒备。他知道，只有踏上中国的土地，才算真正安全。 过了夏威夷的海面，一天傍晚，舱门突然被敲响。保安有些拘谨地转达，说头等舱有位美国老太太邀请他们全家去喝咖啡。钱学森起初以为是新的试探，小心翼翼斟酌一番，最后还是决定见上一面，至少当成一次普通的社交。 来到头等舱，一位精神矍铄的美国女士热情迎上前。她出身学术界，年轻时曾参与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颇有名望。 她坦言，早就听过这位华人科学家的名字，在美国的报纸和学界都见过他的事迹，一直想亲自见见。翻查乘客名单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名字，打听之下才知道钱学森一家挤在三等舱，她当即觉得说不过去。 于是有了这场“喝咖啡”的邀请。寒暄几句后，她把船长叫来，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客气地问他，怎能让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带着妻儿挤在那样的舱位。 船长原本以票价和规则作解释，在她连珠炮似的质问下，意识到对方来头不小，也重新审视了这家乘客的“特殊身份”。很快，他查明情况，腾出仅剩的一间头等舱，又叮嘱船员在餐饮和起居上尽量照顾。 就这样，在海上困了7天之后，一家人从闷热逼仄的三等舱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房间。孩子们第一次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兴奋得舍不得睡，他则郑重向这位老太太致谢。女士摆摆手，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和不公正较劲，看到这样的人才被轻慢，本能就站不住脚。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常在甲板上聊天。从喷气推进理论谈到战后世界形势，从中国的前途谈到个人的选择。 钱学森告诉她，自己之所以坚持回国，是因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而老太太则感慨，政府的决策和普通人的情感并非一回事。那一刻，他也更加分清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这两层含义。 几周之后，邮轮终于驶入中国港口。码头上旗帜招展，人声鼎沸，从官员到普通市民，许多人举着花束翘首以盼。他牵着孩子走下跳板，海风里混着花香与欢呼，脚下的土地扎实而温暖，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最艰难的一次选择，得到了最确切的回应。 回国之后，他很快投入到新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国防科技事业，从导弹到航天，从“东风二号”的腾空到第一颗原子弹的光芒，一代又一代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带领下披荆斩棘。 而当多年以后，美国以种种名义发出邀请，希望用学术交流抚平旧日裂痕时，他仍然坚持当初的态度，感谢民间友情，却拒绝以个人方式为那段屈辱翻篇。 晚年回忆起那趟海上的旅程，他常提到那位在船上为他据理力争的美国老太太和那些送行的朋友学生。他对帮助过自己的美国人真心感激，却也从未忘记自己曾在那片土地上遭遇过的侮辱。科学让他走向世界，归属感却把他牢牢系在中国身上。 那艘从西向东行驶的邮轮，不只是改写了一个科学家的人生轨迹，也在惊涛骇浪之间，把“国家尊严”四个字刻进了他的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