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张爱玲曾写下一句透彻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这句话，恰似她一生的写照——才华惊艳四座，日子却满是琐碎与颠沛。   她心底藏着一道隐秘的伤疤，关于一个未曾降临的孩子。   那是她三十六岁那年，在美国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遇见赖雅之后的事。赖雅比她大二十九岁，那年已经六十五岁，刚从一场大病里养好身体。他写过不少剧本，算得上是个有见识的文化人。   彼时的张爱玲，在异国他乡过得并不顺遂。用英文写的稿子无人问津，手头的积蓄日渐微薄，日子过得紧巴巴。   赖雅的境况也强不到哪儿去，每月只能靠着一点政府补助金度日。两个孤独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相互依偎，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恋，更多的是彼此取暖的温情。   赖雅懂她的文字，更懂她内心那些细腻又拧巴的心思。这份懂得，对漂泊在外、满心冷清的张爱玲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慰藉。   就因为这份懂得，她甘愿放下手里的笔，专心照料卧床的赖雅，操持起每天的柴米油盐，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朴素又踏实。   可意外还是来了，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丝毫欣喜，反倒异常清醒——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   两个人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快撑不下去了，根本没能力再养活一个孩子。更让她犹豫的，是童年留下的阴影。   她的母亲黄逸梵出身优渥，却一生漂泊在外，对家庭少有顾及。张爱玲小时候在家受尽委屈，曾被父亲关起来，险些丧命，母亲也没能及时护她周全。   母亲说过的那些话，像一根细刺扎在她心里，多年都拔不出来。她怕自己变成母亲那样的人，更怕给不了孩子安稳的成长，最终还是狠下心做了抉择。   赖雅看她因药物反应痛苦难耐，曾想劝她留下孩子，可张爱玲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这份遗憾，她后来藏进了小说里，用冷静的文字记录下来，可深夜里独自承受的煎熬，唯有自己知晓。   婚后的日子，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艰难。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中风后更是行动不便，生活起居全要依靠张爱玲照料。   为了支付医药费，这位曾在上海文坛叱咤风云、笔下生花的才女，不得不放下身段，拼命接各种写作活计。那些不感兴趣的文稿、枯燥乏味的翻译文件，她都一一接下，只为换得一点糊口的费用。   一九六七年，赖雅离世，张爱玲彻底成了一个人。从此，她的生活变得愈发孤僻。   她总疑心住的地方有跳蚤，在洛杉矶开启了频繁搬家的日子，短短几年就搬了近两百次。   她再也不租带家具的屋子，专挑空房间落脚。地上铺几张硬纸板，随身的所有家当，就都塞进几个纸箱里。   朋友偶尔登门探望，发现她竟然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只能趴在纸箱上执笔写作，模样像个随时要离开的过客，无依无靠。   晚年的张爱玲，彻底关上了与外界相通的门。不接待上门的访客，不接听打来的电话，就算是寄到住处的信件，她也很少拆开来看。   在外人看来，她孤僻又冷漠，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历经半生漂泊后，给自己筑起的保护墙，守护着内心最后一点安宁。   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眼看中秋就要到了，满城都飘着节日的气息。洛杉矶罗切斯特大道的一间公寓里，张爱玲静静地走完了一生。   几天后管理人员发现她时，她身着一袭赭红色旗袍，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整洁体面，像极了当年在上海弄堂里，那个执笔写尽人间烟火的女子。房间空旷，唯有一盏灯亮着，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按着她留下的嘱托，骨灰最终被撒进了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没有葬礼，没有墓碑，没有亲人送别，她来时空灵惊艳，走时寂静无声。那些关于孩子的遗憾、与赖雅的相伴、和母亲的疏离，全都融进了浩瀚海水里，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