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她的人，据说能从北京排到南京。一堆的首长，一堆的大领导，削尖了脑袋想把这位红遍全国的“二妹子”娶回家。结果呢？她愣是一个都没看上，扭头自己去追了团里一个长相平平、大她好几岁的秘书。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 1957年，陶玉玲在前线话剧团排演《柳堡的故事》，饰演农家少女二妹子。 导演王苹一眼相中她：“这姑娘眼睛里有股子倔劲儿。” 电影上映后，她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国民妹妹”。 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文工团，有求爱信，有崇拜信，还有不少是父母替儿子“代征”的。 最夸张时，文工团传达室的桌子上，每天都能堆起半尺高的礼物。 上海产的羊毛围巾、苏州的丝绸手帕、甚至还有首长托人送来的进口手表。 有位军区领导派秘书来传话，说只要她点头，分房、提干、进京指标全包。 另一位地方大员更直接，开着吉普车停在团部门口，说“跟我走，后半辈子不用愁”。 可陶玉玲的反应却让所有人意外。 她把这些礼物原封不动退回，对追求者的示好只回一句：“谢谢关心，我有男朋友了。” 同事们私下议论：“她是不是嫌这些人不够格？” 毕竟在旁人看来，能被首长看上，是多少人求不来的“福气”。 但陶玉玲的“男朋友”，其实是文工团里最不起眼的杨昭仁。 杨昭仁比她大6岁，江苏无锡人，说话温和。 他在团里当秘书，负责文书、后勤，总穿一件旧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皮鞋也总是擦得锃亮却看不出牌子。 长得不算出众，鼻梁不高，眼睛不大，走在人群里很容易被忽略。 两人的交集始于一次演出事故。 1956年冬天，陶玉玲在露天剧场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谢幕时不小心踩空台阶，扭伤了脚踝。 杨昭仁正好负责后台调度，见状立刻背起她往卫生所跑。 冬天的石板路冰凉刺骨，他跑得额头上全是汗，却还安慰她：“别怕，卫生所在前面拐角。” 从那以后，陶玉玲发现这个秘书总在细节里藏着细心。 她排练晚了，他会悄悄在桌上放一杯热茶。 她随口说想吃家乡的桂花糕，隔天就能在抽屉里找到一小包。 在旁人看来，杨昭仁配不上“二妹子”。 可陶玉玲却认定了他！ 她开始主动接近杨昭仁。 排练间隙，她会故意走到他办公桌前，问“今天的报纸到了吗”？ 团里组织劳动，她抢着和他一组，说“你力气大，能帮我扛工具”。 甚至在他值夜班时，会带一包自己烤的红薯，说“别总吃食堂的冷饭”。 杨昭仁一开始是懵的。 他知道自己长相普通，家境也一般，和“明星”站在一起太不相称。 有好几次，他故意躲着陶玉玲，可她总能找到他。 直到有天晚上，陶玉玲拦住他说：“杨昭仁，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当秘书，是因为你这个人。” 杨昭仁愣了很久，才低声说：“我配不上你。” 陶玉玲却笑了：“配不配得上，不是看长相和身份，是看心。我信你。” 这份“女追男”的勇气，在当时传为佳话。 1958年，陶玉玲和杨昭仁结婚了。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只请了团里的几个同事，在宿舍里吃了一顿简单的饭。 杨昭仁用攒了半年的津贴，给她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婚后的日子，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却处处是烟火气的温暖。 杨昭仁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陶玉玲在外演出，他就把工资分成三份。 一份存起来，一份寄给双方父母，一份留着给她买营养品。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特殊时期来了。 陶玉玲因“演过资产阶级电影”被批斗，杨昭仁也被牵连，下放到农场劳动。 有人劝他离婚自保，他却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我走了，她怎么办？” 在农场的日子里，杨昭仁每天干完活，就步行十几里路去给陶玉玲送吃的。 几十年过去，陶玉玲和杨昭仁从青丝走到白发。 杨昭仁的旧军装换成了中山装，陶玉玲的麻花辫变成了银发。 可两人手牵手散步的背影，依然是小区里一道风景。 杨昭仁身体不好，陶玉玲就推掉所有演出，在家照顾他。 她学会了熬药、按摩，甚至把菜谱研究得明明白白，只做他爱吃的清淡口味。 2022年，杨昭仁去世，享年92岁。 陶玉玲在追悼会上哭着说：“我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选了他。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是我的天。” 陶玉玲和杨昭仁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一辈子的相濡以沫，诠释了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反面，真正的夫妻，是“大难临头一起扛”。 当世人笑她“选错了人”时，她却用行动证明幸福从来不是活给别人看，而是找到那个能陪你把清粥小菜过成诗的人。 毕竟，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 主要信源：（政事儿——陶玉玲去世 北晚在线——追忆陶玉玲:永远的“二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