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安徽女知青于文娟，返城前夜把自己给了农村小伙：“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让我们给过去一个交代吧！”谁知回城不久，她却突然消失不见，一生就此改变。 于文娟跟着知青大队，从熟悉的城市被送到了安徽淮北的墩子村。火车一站一站往前开，她心里也一寸一寸往下沉。等真踏上那片土地，她才发现，想象中的艰苦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层冰窖般的冷。 村子深藏在皖北平原，四周是望不到头的棉田和农地，雨天泥路泥泞，电说停就停。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对从小在灯下读书长大的于文娟来说，每一步都像踏在未知的深渊里。 她被安排住进王家，算是村里条件最好的房子了。房东的长子王胜利，在村里很有分量：一米八的大个子，憨厚里带点英气，庄稼地里的活样样拿得起。 那时的于文娟，手里刚把笔换成锄头，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割麦割到手臂血痕遍布，任务总是完不成，队长催得紧，她夜里躺在土炕上偷偷抹泪。 就在她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王胜利伸出了手。 他不声不响地站到她身边，教她怎么下力气、怎么省劲，干不完的那一份悄悄替她补上。看到她累得抬不起头，他总会在饭桌上把稍微好一点的菜夹到她碗里。再后来，他干脆跑去生产队求情，说于文娟识字，让她去村小学教书，自己多揽一些地里的活。 于文娟心里清楚，是这个看上去有点憨的年轻人，把她从泥里一点点拉了出来。感激慢慢变成依恋，在一群陌生人当中，她最先信任的，就是他。 感情在悄无声息中滋长。白天，他们一个在地里挥汗如雨，一个在教室里带着孩子念书；晚上，常常会在村口或田埂上，随意说上几句闲话。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关系并不能随便摆到明面上，两个人心里都有分寸。 时间转眼来到1977年，返城的名单下来了，于文娟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她知道，自己终究要回到那个灯火通明的城市，而王胜利，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 临行前一晚，她再也压不住心里的情绪，独自去了王家。那一夜，他们把心里话说了个透，也在沉默中作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选择。清晨天刚亮，于文娟看着他熟睡的样子，悄悄收拾好行李，含着泪走出了那扇门。 车开离村口的那一刻，她以为这一别就是一生。 回到城市不久，她发现生理期迟迟不来。想到那一夜，她心里隐隐有了预感，去医院一查，果然已经怀孕。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几乎等同于“前途尽毁”。母亲得知真相后又气又急，一边骂她不懂事，一边逼她尽快去做手术，说不然工作、名声都会被拖累。 于文娟夹在母亲的怒火、世俗的眼光和腹中跳动的生命之间，几乎要被撕裂。她忘不了王胜利这些年的照拂，更不忍心亲手了结这个孩子。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看医院的检查通知一天天临近，终于，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她留下几句简单的话，收拾好东西，再次踏上了开往皖北的车。 再次走进墩子村时，风吹过棉田，和当年并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她肚子里多了条小生命，心里多了一份笃定。 当于文娟重新站在王胜利面前，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听到她小心翼翼说出“我有了你的孩子”，这个向来沉稳的男人，眼眶一下就红了。 没有太多华丽的仪式，他们按村里的规矩摆了几桌酒席，乡亲们凑在一起，替这对本就看好多年的年轻人送上祝福。那一刻，她真正成了这个村的一员，不再是那个时时想着返城的外来知青。 此后，他们过起最普通的日子：清晨上地，傍晚归家，一块地、一张炕、一口锅，一家三口慢慢把日子熬成甘甜。孩子出生后，屋里多了哭声和笑声，粗茶淡饭也显得格外香。 如果故事就这样定格在村口的炊烟里，已经算得上美满。只是母亲终究放不下这个女儿。骂归骂，恨归恨，几年之后，思女心切的她还是千里迢迢赶到村里，看着外孙在泥地里爬来爬去，心一软，又开始四处托人打听关系。 最终，她硬是把于文娟和王胜利连同孩子，一起“折腾”回了城里。 很多年后，于文娟再回想，才发现那段插队岁月，既是她人生中最苦的一段，也是她真正学会承担和选择的起点。 那片棉花地，那条泥泞的土路，还有那个愿意替她扛下风雨的男人，一起构成了她一生最不后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