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野资深旅长王化一，得知授少校军衔，转身对组织干事，苦笑道：“太丢脸了，请允许我转业。”   王化一1914年出生在河北滦县铁局寨，打小就跟着家里人种地，是个实打实的庄稼人。日子虽苦，但一家人守着几亩地，倒也安稳。可1935年，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好好的家园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王化一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他不愿当亡国奴，咬咬牙放下锄头拿起枪，找到了正在冀东一带组织抗日武装的李运昌，跟着队伍钻进了山里，把自己的命彻底押给了抗日救亡。   那时候的冀东抗日斗争，难到了极点。没有充足的枪支弹药，大部分人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甚至是削尖的木棍；没有足够的粮食，就挖野菜、啃树皮，冬天躲在山洞里，冻得手脚发僵也不敢生火取暖，怕暴露目标。   王化一跟着李运昌，白天藏在山里，晚上就摸下山袭扰日军据点，端炮楼、割电线、截物资，凡是能打击鬼子的事，他都冲在最前面。   他从普通战士做起，凭着不怕死的劲头和过硬的本事，一步步往上走。多少次战斗中，他都在鬼门关前绕了一圈，身上的伤疤一道叠着一道，每道伤疤都刻着和鬼子拼杀的记忆。   李运昌对这个敢打敢冲的小伙子十分认可，把不少硬仗恶仗都交给了他。在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王化一跟着队伍在无人区里坚持斗争，面对日军的“三光”政策，始终没退过半步，硬生生在绝境中守住了抗日的火种。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化一所在的部队编入四野，跟着大部队转战南北。从东北到华北，再到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他一路披荆斩棘，后来被任命为旅长，手下管着上千号弟兄。   战场上的他，从来都是身先士卒，弟兄们都愿意跟着他干，因为大家知道，跟着王旅长，既能打胜仗，也能感受到实打实的战友情。他带兵不搞虚的，弟兄们饿了他先挨饿，弟兄们冷了他先把大衣让出去，这份情谊，在部队里传开了，也让他成了四野里有名的资深旅长。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开始整顿改编，1955年的授衔，是对全军将士革命功绩的一次认可。   王化一心里不是没有期待，倒不是图多大的官衔，只是觉得自己从1935年拿起枪，十几年出生入死，跟着队伍打了那么多仗，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就算不评个大校、少将，至少也该是个中校。可拿到通知一看，竟是少校，这让他实在没法接受。   在当时的部队里，少校大多是营级、连级干部的军衔，而他一个实打实的老旅长，资历、战功摆在那儿，却和年轻的营连长一个军衔等级。组织干事见状，赶紧劝他：“旅长，授衔是综合考虑职务、资历、战功等多方面因素，四野人才济济，不少老资格都评得偏低，您再想想。”   王化一摇摇头，苦笑更浓了：“我不是跟组织讨价还价，是觉得丢人。跟着我打仗牺牲的弟兄，有的连尸骨都没找着，我活着的人，拿着少校军衔，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这十几年的仗。”   他说想转业，不是真的厌倦了部队，而是心里的那股劲泄了。从庄稼人到抗日战士，再到解放军旅长，他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穿军装的日子，可少校军衔，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经历好像被轻看了。   那时候，像他这样资历深却授衔偏低的情况，在四野也不是个例。四野兵强马壮，战功赫赫，优秀的将领太多，授衔时名额有限，只能综合权衡，不少老旅长、老团长，军衔都比预期的低。   组织上也知道王化一的委屈，专门派人找他谈话，跟他讲授衔的难处，讲部队建设的大局。看着组织干事诚恳的态度，想着那些还在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战友，王化一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1935年跟着李运昌进山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鬼子赶出去，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现在目标实现了，自己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终，王化一没有坚持转业。他把那份委屈压在心里，脱下了心爱的军装，服从组织安排，转到地方工作。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只是摇摇头说：“当兵打仗不是为了军衔，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够了。” 虽然心里还有遗憾，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拿起枪的初心，也始终坚守着一个老革命的底线。   后来，王化一在地方岗位上兢兢业业，依旧保持着部队里的作风，雷厉风行、任劳任怨。他从不跟人炫耀自己的战功，也很少提起1955年授衔的事，只是偶尔和老战友聚会时，会不经意间说起当年跟着李运昌打鬼子的日子，眼神里满是怀念。   对于王化一这样的老革命来说，军衔只是一个符号，真正支撑他们走过枪林弹雨的，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少校军衔或许让他一时难堪，但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了一个革命战士的担当。   那些和他一样授衔偏低的老战士，大多也和他一样，服从安排，默默奉献，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只愿用自己的余生，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