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狱中伪军递纸条：“救你出去！”赵兴兰暗号一试，对方却一脸茫然——是真营救，还是敌人设的局？ 1942年，淮北日军监狱。   赵兴兰低头扒饭，手指在碗底摸到两道轻敲的印子。 他心跳猛地加快，但头都没抬一下。   刚才送饭那个伪军，放下碗时故意敲了两下。他在米饭里翻出一张小纸条，四个字：“救你出去”。 干地下工作多年，他知道——这可能是活路，也可能是死局。 第二天，那人又来送饭。   赵兴兰压低嗓音，按组织规矩发出暗号：“姥姥家有几亩地？” 对方却像没听见，放下饭盒转身就走，脚步都没停半秒。 赵兴兰心里“咯噔”一下。   敌人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他一声没吭。可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救援”，反而让他睡不着觉。 他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在运河边教孩子识字。   1941年，八路军运河支队扩编，他报名参军，一心要扛枪打鬼子。 可支队政委康志强拦住了他：“你识字、会说话、本地人信你，搞情报比打仗更能杀敌。干好了，顶十万兵。” 赵兴兰想了想，点头答应。   从此，他穿上长衫，戴上金丝眼镜，骑着自行车在日伪据点之间来回跑。表面是体面富商，背地里是新四军的情报员。 很快，他就立了大功。   曾护送陈毅安全北上。事后陈毅亲口夸他：“智勇双全”。 但这份工作，步步是刀尖。   1942年一次任务，他在哨卡被伪军围住。情急之下，把蜡封的情报一口吞进肚子——这是情报员的铁律：宁死，也不能让情报落到敌人手里。 后来才知道，是战友韩霞光中了美人计，叛变投敌，把他卖了。 被捕后，敌人用尽酷刑。   老虎凳、竹签插手指、辣椒水灌鼻子……他咬紧牙关，一个字没吐。 见硬的不行，敌人换软的。   找来他岳父和妻子劝降。老人站在日军面前，只用眼神告诉他：“就算掉脑袋，也不能做叛徒。” 日军听不懂中文，却被那眼神震得愣住。 接着又使美人计。   一个女人摸着他满身伤疤，柔声说：“招了吧，给五十两黄金，咱们远走高飞。” 赵兴兰假装动摇，等她凑近，突然吼了一句：“我要日本天皇的人头！你给得了吗？” 门外日军气得砸门，从此再没提审他。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直到那个送饭的伪军出现。 纸条带来希望，也带来疑云。   暗号对不上——是圈套？还是另有隐情？ 他反复琢磨：地下工作讲究单线联系，各组互不交叉。也许对方是另一条线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暗号。 可万一这是敌人摸清规则后设的局呢？ 正犹豫时，伪军又塞来一张纸条：“明早押解徐州，半路听邵小平安排。” “邵小平”——这名字他隐约听过。好像是潜伏在日军内部的自己人。 第二天一早，一个自称“徐州日军宪兵秘书长”的人来提他。   正是邵小平。他支开看守，低声叮嘱：“到卞塘岸边就跳河。” 车队到了卞塘，船还没到，只能在岸边等。   太阳毒得很，日军口干舌燥。邵小平掏出几块大洋，让他们去茶摊歇脚，自己留下“看守”。 等人走远，他朝赵兴兰使了个眼色。   赵兴兰二话不说，纵身跳进运河。 岸边早有小船等着。   邵小平立刻朝河面开枪，提前备好的鸭血染红水面，一具假尸体浮上来。 日军赶回来一看，信以为真，以为赵兴兰被打死了。这事就这么糊弄过去。 上船后，赵兴兰才搞明白：   送饭的伪军和邵小平都是自己人，但分属不同联络线，暗号体系不一样，所以接不上头。 在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常常彼此不知姓名，甚至没见过面。   可一旦需要，他们能在关键时刻默契配合，用命搭起逃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