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有一秀才娘子遭人设计失了清白。秀才同一时间做了个梦，梦里有诗：“口里来的口里去，报仇雪耻在徒弟。”醒来后，秀才担心妻子出事，赶回家中。果然，妻子非要寻死，秀才突然想起那句诗，成功把妻子劝了下来。 徐正出身徐州，徐州自宋代以来便是漕运要地，城中私塾林立。明清时期的秀才，虽未入仕，却享有免差役、可设馆授徒的身份。 《明会典》中对生员的待遇有明确记载，许多秀才终身以教书为业。徐正正是这一类读书人，远离科场纷争，长期在外授课，半年不归，在地方并不罕见。 宋氏的处境，则与当时妇女的社会规范密切相关。自南宋理学兴起后，贞节被视为妇德根本，至明清更是制度化。 《大清会典》与各地方志中，多见“烈女”“节妇”条目，记录女性在遭辱或夫亡后的自尽行为。宋氏在受辱后欲以死明志，并非个例，而是被时代推向的选择。 正因如此，徐正未以失节相弃，反而设法保全性命，在当时已属罕见，也更显紧张。 尼姑庵在明代以后数量激增，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妇人往来频繁之地。 《明实录》中曾记载，河南、南直隶多起尼姑庵藏匿罪人、私通俗人的案件，地方官查办后往往牵连多人。赵姓尼姑以礼佛、求子为名结交宋氏，这种关系在史料中屡见不鲜。 信众对“送子”“消灾”的期待，常被不法之人利用，形成灰色地带。 至于吴钩一类人物，亦非孤例。明代城市绣坊、作坊中，雇工与女工混杂，地方志与刑案汇编中多有因猥亵、私通被逐的记载。 被逐之人心生怨恨，再度寻机报复，并非罕闻。只是在本案中，吴钩的再度出现，被赵尼姑引入了更隐蔽的空间。 徐正回家之前，徐正的身份与判断力已在无形中起作用。读书人熟悉律例，也明白民间私仇一旦闹大，妇人最先受害。 《大明律》中对奸罪、谋害均有条文，但对受害妇人的名节却无补救之法。正因法律与伦理之间存在裂缝，徐正才显得格外谨慎。 那首梦中之诗，被后世笔记类文献反复引用，用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路，而非神意本身。 故事推进到这里，真正的悬念并非复仇是否成功，而是一个读书人如何在礼法、情感与现实之间取舍。正如《资治通鉴》所言：“法不足以尽情，情不足以胜法。” 事情尚未落定之前，徐正已将宋氏暂时安置于学馆附近，以避流言。地方乡约、坊邻的目光，随时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故事在此停住，并非没有结果，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结果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一刻，每个人都被时代推着向前，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