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特别冷，重庆的雾气裹着寒气，钻进人的骨头缝里。马识途把呢子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皮鞋在石板路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脑子里还在盘算着白天传递出去的那份城防工事图是否安全送达，脚步却已经习惯性地拐进了回家的小巷。公馆的黑铁门就在眼前，里头透出一点昏黄的光，看着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就在他抬脚要跨过门槛的刹那，眼角的余光瞥见了那个坐在门斗阴影里的人。是房东家的保姆刘妈，平日里这时候早该熄灯休息了。她坐在小板凳上，像是借着门厅的灯光纳鞋底，但手里的针半天没动一下。 马识途的心猛地一紧，脚步下意识地缓了半拍。就在这时，刘妈抬起头，似乎是不经意地扫了他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那只没拿针的手，却放在膝上，极其轻微但坚决地左右摆了两下。 电光火石之间，马识途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凉了下来。出事了！所有地下工作者的本能都在尖叫。他没有停顿，甚至没有改变脸上那点归家的疲惫神色，抬起的脚自然地落在了门槛上，却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哎呀”一声，自言自语地嘟囔：“瞧我这记性，走糊涂了。” 他顺势收回脚，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很自然地转过身，沿着来路不紧不慢地走了回去。他能感觉到，背后公馆的窗户里，似乎有不止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的背影。他不敢回头，背脊挺得笔直，直到拐出巷口，确认脱离了视线，才发觉贴身的内衣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他没有跑，而是绕了几个圈子，确信没有“尾巴”跟着，才闪进另一个预备联络点。同志们一听他的描述，都倒吸一口凉气。事后才知道，那天下午，由于叛徒出卖，特务已经包围了他的住所，就等着他自投罗网。 他们控制了房东一家，却忽略了那个沉默寡言的保姆刘妈。刘妈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认得这位“马先生”是个好人，平日里客客气气，还帮她写过家信。就是这点最朴素的是非观，让她在那个致命的关头，冒着自己也会被发现的巨大风险，给出了关键的警示。 这不是马识途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位1915年出生的四川人，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8年入党，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这个名字“识途”，本身就带着鲜明的革命寓意。在白色恐怖下，他换过无数个身份，住过无数个地方，每一次回家，都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 他的经历，是当年无数地下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生活在敌人的心脏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甚至回家路上一块突然移动的砖头，都可能意味着暴露和牺牲。信任链极端脆弱，叛徒无处不在，能依靠的，除了严密的纪律，往往就是像刘妈这样普通群众心中未曾泯灭的善良。 那一夜过后，马识途迅速转移，继续在川康地区领导地下斗争，迎接解放。而那位救了他一命的保姆刘妈，此后杳无音信。我们不知道她的全名，不知道她的结局，只知道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她一个小小的手势，改变了许多事情的可能走向。 回过头看，这不仅仅是惊险的谍战故事。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革命的胜利，不仅仅靠前线将士的冲锋，也同样依赖于无数“刘妈”们沉默的支持。他们或许不明白宏大的主义，却能分辨最基本的善恶； 他们力量微薄，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托起千斤重担的那根最不起眼的杠杆。国民党政权失去了民心，不仅仅失去在战场，更失去在千千万万个门斗边、灶台前。当守护者变成压迫者，最普通的老百姓，心里那杆秤自然就偏了。 马识途的机警，让他活了下来；而刘妈那不动声色的摇手，则让我们看到了民心深处的光芒。这份来自人民的、无声的守护，或许才是地下工作者们能够“识途”前行、最终走向光明的根本依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内容参考《光明日报》刊载的《马识途：百年风雨矢志不渝》及相关革命回忆录综合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