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凌福顺烈士，他就义前那声呐喊至今听着都让人心里发颤！1936年4月25日那天，闽东红军独立营营长凌福顺被敌人死死绑在木架上，浑身的伤口渗着血，可那双眼睛亮得像火。眼看刽子手举起了闪着寒光的屠刀，他用尽全身力气吼道：“我凌福顺人可能会断了香火，但革命的火种绝对不会灭！” 那声音，据说穿透了周墩城关西门街的刑场，扎进了每一个围观百姓和敌人士兵的耳朵里。不是悲鸣，是宣告。刽子手的手，怕是都抖了一下。然后，四枚长长的铁钉，钉穿了他的手掌和脚踝，把他像标语一样“挂”在了十字架上。敌人要用最残忍的方式，折磨他，恐吓所有人。凌福顺硬是扛了整整两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确实没给自己留后代，但他说对了，火种，真的没灭。 凌福顺凭什么这么硬气？他才24岁啊。看看他的路，就明白了。1912年，他生在福建周墩（今周宁）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13岁父亲死了，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挑担、做杂工、当学徒，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他没读过几天书，但他用脚底板，把闽东山区的苦难和剥削，丈量得清清楚楚。那个年代，底层百姓活得像牲口，凌福顺心里窝着一团火，就缺一个迸发的口子。 1931年，机会来了。一个叫王大尧的人来到周墩，秘密发展组织。凌福顺一听那道理，心里的火苗“腾”一下就烧旺了。19岁，他加入了革命队伍，从交通员干起。这小子胆大心细，腿脚勤快，传递情报、侦察敌情，从来没出过岔子。1932年，他光荣入党，宣了誓，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事业了。他进步飞快，20岁出头，就成了周墩红军游击队的主力骨干。 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1934年的周墩暴动。那年8月，闽东革命风云激荡，叶飞、范式人等领导人筹划在周墩发动武装起义。凌福顺具体参与了多少核心谋划，史料不详，但我们知道，暴动成功那天，他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那批人。红旗插上了城楼，伪政权垮了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真刀真枪。经过血火锤炼，凌福顺迅速成长，当上了闽东红军独立营的营长。这个独立营，是闽东红军主力之一，归叶飞直接指挥，能在里面当营长，你得有真本事。 他打仗勇猛，点子也多。有一次，他带人化装成挑夫，混进敌人据点，里应外合，轻松端掉了它。他还特别会做“兵运”工作，就是策反敌军士兵。他常跟战士们说：“白军里很多也是穷苦人，是被抓来当兵的，要争取他们。”他自己就成功策反过好几个，带着枪投奔过来。这说明，凌福顺不光是匹夫之勇，他懂得革命要团结人，要讲策略。 1936年4月，春寒料峭。由于叛徒出卖，凌福顺在浦源村被敌人保安团包围。激战中，他打光了子弹，把随身文件全部嚼烂吞下，然后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响了弦，想和敌人同归于尽。没想到，手榴弹受潮，没炸！他重伤被俘。敌人如获至宝，一个红军营长，知道太多秘密了。他们把他关进县城大牢，用尽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你能想到的残忍手段，都用上了。目的只有一个：让他开口，供出组织，供出同志。 凌福顺的回答是什么？是沉默，是怒骂，是那句“要杀就杀，不必多言！”敌人的记录里都带着沮丧：“虽经百般拷打，终无悔意。”他们实在没办法了，才决定公开处决，杀一儆百。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惨烈的一幕。凌福顺用最惨烈的死，完成了对信仰最极致的诠释。他说的“断了香火”，是指他自己这个个体可能没有子嗣，会消亡。但他坚信，他所投身的事业，他所代表的那个让穷人翻身的理想，就像星星之火，必定燎原。 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就在他牺牲后不久，闽东的革命斗争更加如火如荼。无数个“凌福顺”站了起来，前仆后继。他那句呐喊，没有被刑场的风吹散，反而化作了一种精神传承。他牺牲的具体细节，尤其是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是后来被捕的刽子手亲口供述的，也记录在敌伪档案里，铁证如山。 如今我们回看凌福顺，不只是缅怀一位英勇的烈士。他在极端情境下对个体生命与集体事业关系的朴素理解，其实触及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个体的牺牲常常被铭记为通向胜利的必要阶梯。然而，凌福顺的抉择提醒我们，那份“相信”——相信自己的死能换取火种不灭，本身就是一种强大到足以穿透肉体痛苦的力量。这不是被灌输的口号，而是他从自身苦难和革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比钢铁还硬的信念。他或许没留下血脉，但他的名字和精神，早已汇入不息的血脉长河。 一个24岁的年轻人，如何能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得比自己的生死更远？这份超越年龄的洞见和勇气，究竟从何而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