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曾国藩去世，曾家正在举行葬礼时，曾国藩的死对头左宗棠送来一副挽联。众人一看内容，大惊失色。  1872年3月，南京城尚沉浸在早春的寒意中，两江总督府内一片缟素。曾国藩的灵堂肃穆庄严，吊唁的官员络绎不绝。这位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人物骤然离世，震动朝野。就在仪式进行中，一副署名“左宗棠”的挽联被送到了灵前。当执事人员展开挽联，朗声读出“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时，满堂宾客瞬间安静下来，几位曾氏门生甚至面露愠色——谁不知道曾左二人失和多年，左宗棠此时送来挽联，莫不是要趁机羞辱？ 然而，当在场几位深谙文墨的老臣细细品味后，却不禁喟然长叹。这短短三十字，实则道尽了晚清这两位巨擘半生交织的复杂情谊。左宗棠虽未亲至，但其挽联中的“自愧不如元辅”之语，出自他这般心高气傲之人之口，已是极高的评价。而“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八字，更是将他们既曾携手共扶社稷、又因政见相左而激烈争辩的往事，凝练得淋漓尽致。 曾左二人的渊源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咸丰年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组建湘军，左宗棠则先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后自领一军。两人初时合作尚算顺畅，左宗棠的才干亦曾得到曾国藩的举荐。但他们的性格与处事风格却迥然不同：曾国藩深沉谨慎，讲究稳扎稳打；左宗棠则刚直激烈，富于进取甚至略显张扬。这种差异在围攻天京（今南京）前后彻底激化。左宗棠对曾国藩兄弟率湘军主力步步为营、进展迟缓的战略多有批评，更因曾国荃部劫掠财富等事上书直言，言辞尖锐。曾国藩则视左宗棠的某些举动为不顾大局。自此，两位湖南同乡公开失和，书信断绝，朝野皆知他们“终岁不通问”。 但若将他们的关系简单理解为“死对头”，则未免失之片面。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两人往往展现出惊人的一致。例如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面对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新购舰队的图谋，曾左二人虽已交恶，却都坚决主张维护主权，力主解散舰队。更重要的是，在“海防”与“塞防”这场决定国家战略方向的大辩论中，看似立场对立的二人，实则共同支撑起了晚清摇摇欲坠的边疆大局。当时，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专注海防；左宗棠则“抬棺西征”，誓要收复新疆。而深居南京的曾国藩，虽未公开表态，但其门下势力及湘军系统在舆论与资源上对西征军的支持，却是左宗棠得以成功的重要背景。他们一个在前线冲锋陷阵，一个在后方维系着帝国东南财政与秩序的稳定，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战略配合。 左宗棠的性格，注定了他不会在生前向曾国藩低头言和。然而，当故人已逝，所有争执都随风而散时，那份深藏于竞逐与争执之下的互相认可与敬重，便透过这副挽联浮现出来。“自愧不如”或许有自谦的成分，但更多是对曾国藩道德文章与全局把握能力的真心叹服。而“相期无负平生”则是最高的告慰：你我虽然道路不同、争执不休，但所求无一不是为了这片江山社稷，终其一生，都未辜负自己的抱负与时代的托付。 送挽联的使者还带来一个细节：左宗棠在湖南湘阴老家闻悉曾国藩讣告后，沉默良久，对幕僚感慨道：“曾侯逝，国失柱石，吾亦失一诤友。”诤友二字，恰是这对“冤家”关系最精准的注脚。他们像两块坚硬的燧石，在激烈的碰撞中迸发出火花，这火花既曾灼伤对方，也在黑暗的年代里照亮过前路。 历史常常乐于渲染名人间的不和，因为冲突更有戏剧性。但往往是在生死永隔之后，那些被争论掩盖的、更为厚重的东西才会浮现。左宗棠的挽联送达后，曾府最终将其高悬于灵堂显要位置。那一刻，灵堂内弥漫的不再是惊愕与猜疑，而是一种深沉的理解与悲慨。后来，左宗棠在经营西北、经略新疆的岁月里，多次在处理复杂政务、协调各方关系时，对人言及“文正公（曾国藩谥号）当年处事之法”，其借鉴与追思之意，不言而喻。 这对晚清双雄的故事，远非“将相和”的模板可以概括。它更像是一曲复杂而真实的历史和弦，其中有竞争，有分歧，有伤痛，但底层始终回荡着共同的忧患、责任与孤独。他们的“不和”，是两条浩荡江河的奔涌争流，而非污浊沟渠的彼此侵染。最终，当江河入海，所有的波浪都汇入了同一个民族命运的大洋之中。左宗棠那副让众人先惊后悟的挽联，正是这曲和弦一个迟来却厚重的尾音。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谁最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