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10期”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金融形势系列”第3期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
活动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晓莉教授表示，当前全球处于增长乏力、地缘竞争加剧的复杂时期，跨境资本流动逻辑已从传统的增长与利差驱动，转向安全、政策、技术及观念差异共同主导的复杂模式。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低增长、高分化”新阶段，发达经济体呈现“冰火两重天”——欧洲受地缘政治影响FDI下降25%，北美则凭借美国内需复苏和产业政策刺激逆势增长5%；新兴经济体中，亚洲因制造业与数字产业扩张增长7%，非洲却因基础设施融资停滞下滑42%。同时，资本流动呈现高波动性，新兴市场非居民证券投资在流入与流出间频繁切换，反映出投资者情绪受利率预期、地缘事件等因素的快速影响，“避险”与“逐新”成为资本再配置的核心特征。
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张晓莉教授表示，全球经济金融“碎片化”加剧，美元排他条款、欧洲外资审查收紧形成“区域孤岛”；美国试图限制CIPS在能源贸易中的应用，导致人民币区域渗透节奏放缓；各国数字货币（CBDC）监管框架差异也制约了跨境场景落地。对此，中国需聚焦根本：以强大经济体量、产业升级和宏观稳定为基石，支撑人民币购买力；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供透明丰富的人民币资产，推动其从支付货币向储备货币跃升；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合作网络，在绿色金融、数字贸易等新场景中拓展人民币计价结算网络。
张晓莉教授认为，总体而言，全球资本流动正呈现分化加剧、避险主导、重构加速的特征。人民币国际化走在渐进式网络化道路上，需依托CIPS与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在弱美元时期争取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稳定器”。同时，凭借健全的产业链和新兴市场合作基础，人民币有望突破安全资产壁垒，成为特定区域的锚定货币或货币枢纽，这既需要应对挑战，更需把握机遇，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可靠的政策环境吸引长期资本。
以下为张晓莉发言全文：
感谢杨老师提供的交流机会，我将结合自身多年来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与宏观经济关系及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的研究，围绕跨境资本流动相关话题，从资本流动趋势、核心驱动力、人民币角色及未来展望四个方面向大家分享观点。
当前全球正处于增长乏力、分化加剧且地缘竞争升温的复杂时代。这里所说的“分化的世界”，是指全球在多个维度呈现出持续性分离趋势，已超越简单的多极化范畴：一是主要经济体在增长态势与政策导向方面出现显著背离；二是地缘政治博弈推动规则与技术向区块化发展；三是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领域形成新的壁垒；四是各国对全球化的共识逐渐破裂。这些变化使得跨境资本流动的底层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往资本流动主要由经济增长与利差驱动，如今则转向由安全考量、政策导向、技术差异及观念分歧共同主导的复杂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民币在跨境资本流动中扮演的务实角色及未来发展路径。
从2025年最新数据来看，全球整体FDI呈现延续性下行趋势，上半年同比下降3%，标志着全球FDI已进入“低增长、高分化”的新阶段。发达经济体内部呈现“冰火两重天”：欧洲受地缘政治冲突与政策调整影响，FDI降幅达25%；而北美则逆势增长5%，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疫情后内需回升，以及《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的刺激，吸引全球资本向半导体等关键领域集聚，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虹吸效应。新兴经济体同样分化明显：亚洲凭借制造业与数字产业的扩张，FDI实现7%的增长；非洲则因基础设施融资停滞，FDI大幅下降42%。
除了低增长与高分化，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还呈现高波动性特征。从2025年新兴市场非居民证券投资月度净流动数据来看，资金在流入与流出之间频繁切换，例如10月大量流入后，11月即转为净流出。这一现象反映出全球投资者情绪在利率预期调整、增长前景担忧及地缘事件冲击下的快速波动，也印证了当前跨境资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再配置过程，“避险”与“逐新”成为核心趋势。
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分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周期与货币政策并不同步，导致全球资本定价体系出现混乱。其中，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吸引避险资金回流，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资产的虹吸效应，对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地缘政治与“碎片化”趋势。贸易摩擦、产业政策调整及地缘冲突的频发，迫使企业从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向更注重“安全与韧性”的区域化布局。这也是欧洲FDI大幅下降、众多企业选择在亚洲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是技术变革与产业转型。资本加速从传统产业流向数字经济、AI、绿色金融等新经济领域，这些代表未来生产力的赛道正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推动全球资本向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业集中。
在跨境资本流动格局重塑的过程中，人民币的角色通过多维度数据呈现出丰富特征，既体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展现了功能拓展的潜力，同时也反映出国际化进程的长期性。
从支付功能来看，根据SWIFT数据，人民币当前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占比3.17%。但需注意的是，SWIFT数据仅反映离岸视角，未涵盖CIPS跨境支付情况。从央行全口径数据来看，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已达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4%，显示出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实际活跃度远超离岸单一视角的统计结果。
在投融资功能方面，人民币呈现出“内外温差”的显著特征：人民币在国际公开支付SWIFT中的占比为5%，但在中国自身跨境交易结算中的份额已超过三成。截至目前，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已突破10.4万亿元，其中六成集中在债券和股票市场，熊猫债、点心债的发行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以SWIFT与数字人民币为“一体两翼”的基础设施网络，已具备支撑百万亿级年交易量的处理能力——截至2025年9月，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额达14.2万亿元，并在“货币桥”等跨境支付项目中开展了积极探索。
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正通过“双轮驱动+场景落地”的模式持续完善。双轮驱动方面，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截至2025年11月末已有1757家参与者，其中亚洲参与方约占间接参与者总数的73%；2024年9月，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已超过3.1万亿元，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多货币桥（mBridge）平台在2024年完成了数百笔真实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达百亿元级，结算效率提升50%，成本降低50%以上。场景落地方面，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应用持续拓展，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已落地首笔数字人民币跨境大豆采购结算，原油和铁矿石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超过30%；绿色金融领域，RCEP成员国的人民币计价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5%，主要聚焦光伏、风电等可持续项目；数字贸易领域，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占区域贸易总额的12%。
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与金融“碎片化”深化。美元的排他性条款与欧洲外资审查的收紧，导致全球资本呈现“区域孤岛”化特征；部分高负债国家在高利率环境下债务风险加剧，如土耳其的外债规模已突破GDP的60%，里拉贬值37%，可能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动荡。
二是跨境结算渠道受阻风险。美国通过制裁、技术封锁等手段，试图限制CIPS在拉美、中东能源贸易中的应用，部分企业被迫转向高成本的替代方案，导致人民币区域渗透节奏放缓。
三是CBDC监管协调不足。各国数字人民币监管框架存在差异，隐私保护、合规标准不统一，制约了mBridge平台的扩容及跨境场景的进一步落地。
基于以上分析，对中国而言，应聚焦根本、务实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筑牢经济基石。强大的经济体量、持续的产业升级与稳定的宏观环境，是吸引长期投资、支撑人民币购买力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依托。
第二，深化金融改革与双向开放。要为投资者提供透明、丰富、可持续的人民币资产，推动人民币从支付货币向储备货币跃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第三，构建多元化合作网络。通过持续深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RCEP等合作机制，借助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数字贸易等新场景下，拓展人民币的计价与结算网络，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切实可行的路径。
总结来看，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分化加剧、避险主导、重构加速三大核心特征，资本配置更趋注重安全与韧性。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渐进式网络化发展阶段，既要依托中国坚实的经济基本盘与产业竞争力稳步推进，也要通过CIPS+数字人民币的基础设施创新，聚焦RCEP和中欧班列等实体合作网络探索路径创新。在弱美元时期，人民币应努力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器”；面对安全资产壁垒的挑战，依托健全的产业链与新兴市场合作基础，人民币有望成为特定区域的锚定货币或货币枢纽，这既是挑战，更是重要机遇。归根结底，要吸引资本长期停留，关键在于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可靠的政策环境与安全的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