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与周总理双双身患重病，主席问总理：江山要谁来守？ 一九七五年，北京的天带着秋意，屋里闷得很。 毛主席八十多岁，身上病根一大堆，周恩来在病房那头，被癌症拖得人瘦了一圈。就在这种时候，那首后来被反复念叨的词写出来了：“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字不多，话挺狠。 开头一句，几十年不把脑袋当回事的劲头直接抖出来，中间忽然一拐，问一句“江山靠谁守”，像是灯下抬头，看着前路那一块阴影。 一九五九年，他在韶山写的《到韶山》，味道就完全不同。 那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最紧的关口，国家勒着裤腰带还苏联的账，可诗里写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句“遍地英雄”，说明那会儿的毛主席真心觉得脚下这片土地上，英雄不缺。 这种判断不是空想。近代这几十年，中国也攒了两回气。一回是孙中山那一代，靠着一腔孤勇，把国民党从零拉起来，到处奔走拉钱拉人，起义失败了再来，等辛辛苦苦把局面打开，人先走了，江山慢慢落到一群小人物手里。 另一回就是毛主席带队那一段。 日军打进来，旧政权捉襟见肘，一支从山沟里长出来的队伍，硬是把一块弹丸之地撑成一个新国家，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 这样一支队伍里头，既有真心为百姓扛事的，也有借风口给自己谋位置的。 战火里很多人披着理想的外套，英雄和枭雄一开始并不好分。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毛主席相信自己面对的是“遍地英雄”，觉得只要把大民主的门敞得再开一点，多给群众说话、监督的路子，人民江山就能扎得更牢。 后来发现不太对劲。权力往外放了一段时间，问题也顺着缝隙冒头。 有人开始拉山头，见谁都要先看队伍；有人热衷造声势，大跃进、大数字，指标往天上贴，老百姓饭碗却空得厉害。出了乱子，先想到的不是补窟窿，而是找替罪羊，把错推给别人。 这些经历，把“遍地英雄”的那层滤镜一点点磨掉。英雄没有想象得那么多，枭雄不见得少。他对制度的看法也跟着拧了半圈。纸上的制度再好，终究是人定出来的。 真有一天，写制度、执行制度的那拨人心思变了，再漂亮的条文也能被玩成空架子。 他开始更在意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这片土地上到底流行什么样的风气。 是敬重担当，还是崇拜权势；是愿意替百姓说一句难听话，还是习惯在权力面前点头哈腰。 如果氛围变了，只靠制度已经挡不住滑坡。 毛主席盘算的是，得有一个能催生英雄、保护英雄的文化气候，让想钻营的那些人发憷，让愿意扛事的人有底气。 在这种判断越想越紧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件跟自己一贯风格都不太合拍的事。 过去总说“不打无把握之仗”，讲究先算清楚再动手，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自知时间已经不站在这边，只好仓促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思想、作风和权力结构。十年翻来覆去，推到了不少老框架，也把很多原本在角落里的年轻人推上前台，有人学会关心国家，学会说“不”。 结果并不体面。能稳住大局的接班人没真正站稳，倒是各路野心人物趁乱出头，有的借口口号抬高自己，有的拿群众情绪当踏脚石。枭雄、狗雄混在队伍中间，闹得乌烟瘴气。 一九七五年，病中的毛主席回头看这一大圈，心里那股凉意，很难用几句轻巧的词带过去。 再往前推更久一些，汉高祖刘邦也在天下初定时唱过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故乡”。他问的其实是同一道题：江山给谁守。刘邦给出的答案挺干脆，要猛士。 后世有人拿他和毛主席放在一起看，前者打下天下之后，看着功臣队伍乱成一团，后者在红旗遍地之后，为未来接班人的质量揪心。 这样一对照，那首《江山靠谁守》的分量就清楚了。 “当年忠贞为国筹”，是对自己那一代人的交代；“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是对时间的无可奈何；“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像是把半辈子的心血攥在手心，又舍不得撒手掉进水里。 那一年，周恩来同样在病床上煎熬，两个并肩走过生死的老同志，一边撑着身体谈工作，一边清楚地知道，钟表赶得很紧。 毛主席嘴里那句“江山要谁来守”，看上去是问眼前的接班人，其实问的是更长的一条线：以后站到权力中枢的，是不是还配得上“英雄”两个字，是继续为百姓扛事，还是学会在荣耀和利益之间打算盘。 历史往前挪，那张病房里的身影模糊了些，可那句问话还吊在那里，提醒后来的人，江山不是只靠一两个人扛起来，也不是打下来了就能一睡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