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考察。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鬼”，因为斯诺喊不清楚他的名字，严肃认真地和斯诺谈了一次话，这些话让斯诺不得不把他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 埃德加·斯诺初到陕甘宁边区时，带着满脑子疑问。 当时这个美国记者想搞清楚，为什么一群食不果腹的“起义者”能在国民党围剿中一次次挺过来。 在保安，斯诺第一次见到红军中的“小鬼”们。 而这些十到十五岁的少年战士，穿着改小的军装，有的枪比人还高。 虽然他们脸庞稚嫩，可眼神却异常坚定。 “这些人中间流传着他们英勇作战的故事。”斯诺在后来写道。 尽管条件艰苦，但这些少年总是精神抖擞。 每当有人问他们感觉如何，回答永远是一个字：“好！” 而其中有个叫向季邦的少年，是外交部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通信员。 尽管只有十三四岁，他却以惊人的认真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 斯诺回忆道：“他系着一条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军官皮带，穿着一身整洁合身的小军服。” 而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向季邦总是保持军容整洁，帽子檐软了就会衬上新的硬纸板，上衣领口处总露出一小条白色亚麻布。 但问题出在名字上。 斯诺的汉语发音不标准，把“季邦”念成了不雅的词汇。 一开始向季邦没说什么，但这个问题日益困扰着他。 终于有一天，少年鼓足勇气，来到斯诺在外交部的小房间。 当时他先是立正、敬礼，然后严肃地说：“斯诺同志，我有件事想和您谈谈。” 向季邦向斯诺解释，他的名字是“季邦”，而不是斯诺口中那个不雅的发音。 而担心斯诺不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还把自己的名字工整地写在纸片上。 “这名字是参加红军时指导员给起的，”向季邦补充道，“得记准了。” 最让斯诺动容的是少年最后的请求：我希望你向我保证，你在外国报纸上写到我时，不会弄错我的名字。 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战士叫那个名字，那一定会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人家斯诺郑重承诺不会再读错，而且确实从此再没有读错过。 在苏区，像向季邦这样的“红小鬼”并不少见。 他们虽然年纪小，但承担的工作却一点也不轻松。 有的负责站岗放哨，在草丛中一趴就是大半天，蚊虫叮咬也一动不动。 有的是通信兵，翻山越岭传递情报，有的照顾伤员，用稚嫩的肩膀支撑起战友生的希望。 斯诺观察到，这些少年对待职责异常认真。 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袖口卷了好几圈，裤脚用草绳扎着，脚下的草鞋磨得露出了脚趾，但没人喊苦喊累。 “和他们比起来，毛主席那会儿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斯诺在书中幽默地比较道。 这种比较背后，是对这些少年战士自律精神的由衷敬佩。 斯诺最初以为，这些孩子参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但深入交流后，他发现了更为动人的原因。 一个小战士告诉斯诺，他家的地被地主霸占，父母饿死，是红军救了他。 “我参军就是为了让天下的穷孩子都有饭吃、有书读。” 而这种朴实无华却坚定的信念，深深打动了斯诺。 尽管年纪小，但这些少年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他们可能不懂高深的理论，但亲身经历的苦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斯诺意识到，这些孩子不是被“洗脑”的可怜虫，而是有尊严、有主见的革命者。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红军能够赢得民心的最好证明。 与向季邦的对话成为斯诺改变对红军看法的重要转折点。 他原本没有打算在书中提及这个少年，但这次交流让他改变了主意。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用充满敬意的笔触描写了这些“红小鬼”：“看到他们，就会让人觉得中国并不是没有希望，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都不会没有希望。” 向季邦维护自己名字尊严的行为，在斯诺看来象征着整个红军队伍对尊严的追求。 而这些少年战士的表现，让斯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斯诺后来回忆道：“那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孩子不是什么被裹挟的小跟班，他们是有尊严、有主见的红军战士。” 几十年后，当我们重读斯诺笔下的这个故事，依然能被向季邦那份认真的态度所打动。 一个名字的正确发音，对这位少年战士而言，关乎个人尊严，也关乎红军形象。 这些“红小鬼”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功臣；也有不少人在革命道路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但他们的精神，已经融入历史的长河。 向季邦用他对尊严的坚守告诉我们：革命不仅是枪炮的较量，更是尊严的争取。 即使是一个少年，也懂得维护自己和所投身事业的尊严。 多年后，斯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孩子是中国的未来，是红星照耀下最耀眼的光。” 当向季邦坚持要斯诺准确拼写自己名字时，他不仅在维护个人尊严，更是在向世界宣告一支新生力量的存在。 主要信源：（《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