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戛木村的群山之间，一块名为“烂告湾烂田一坝至沙子田”的土地，承载着李本忠一家二十余年的维权记忆。从1984年父亲李明甫获得承包权，到2004年土地流转引发纠纷，再到2020年正式启动确权程序，这场围绕25亩土地权属的争议，历经三次行政确权、两次行政复议、三级法院审理，折射出基层土地确权中的复杂矛盾与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困境。

一、土地权属的历史渊源与争议爆发

涉案土地的权属根基始于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李本忠的父亲李明甫以户主身份，从村集体承包了“烂告湾烂田一坝”地块，《大方县人民政府耕地荒山承包使用证》明确记载该地块面积1亩（实际耕种面积远大于计税面积）。李明甫去世后，李本忠与妹妹李某荣、李某琼作为法定继承人，继续承担该地块的农业税、公粮等义务，直至2004年土地流转给煤矿后暂时中断。

2004年12月，李本忠与原黄泥乡供销煤厂（现安强煤矿）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因煤矿未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该协议被毕节市中院2022年再审判决确认无效。2017年煤矿停产复垦后，李本忠要求收回土地时，同村村民王某祥突然主张争议地中10余亩为其承包地，双方协商无果。2019年4月，戛木社区居委会组织村民实地丈量，确认争议地总面积25亩，但王某祥仍拒绝认可，促使李本忠于2020年2月正式向黄泥乡政府申请土地确权。

二、行政确权的反复拉锯与程序争议

黄泥乡相关部门对该争议的三次确权处理，成为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2021年8月，相关部门首次作出确权5亩的决定，后因“未查实25亩权属依据”自行撤销；2022年4月，第二次确权7.59亩，又被大方县相关部门以“遗漏争议范围”复议撤销；2022年11月，乡相关部门第三次作出决定，将10.47亩确权给李本忠，5.37亩确权给另一村民龙某云，理由是争议地总面积27.42亩，扣除王某祥等5户被煤矿征用的11.314亩后，按承包证面积比例分配。

这一确权结果引发李本忠强烈质疑。他指出，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档案存根显示，龙某云、梅某发等户仅承包土，无承包田；王某祥祖父的承包地为“大烂田坎脚第二块秧田”，与涉案地块无关。

更关键的是，6户村民的大烂田坎脚秧田原本连片分布，乡相关部门强行拆分取证，将他人已获煤矿补偿的土地纳入争议范围扣除，违背客观事实。此外，李本忠多次申请公开2016年第二轮土地确权工作底图，却遭遇农业农村局与国土资源分局相互“踢皮球”，仅获得2013年模糊卫星影像图，导致其无法通过原始图纸佐证边界。

三、司法审理的层级递进与核心分歧

行政确权的争议未决，使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织金县f院门一审认定黄泥乡相关部门确权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驳回李本忠诉求；毕节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贵州省高院2024年7月驳回再审申请。三级f院均认可乡政府“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确权原则，认为涉案土地因煤矿开采边界模糊，乡政府结合承包证、征地协议等证据按比例确权并无不妥。

但李本忠坚持认为司法审理存在明显不公。一方面，f院对证据采纳实行双重标准：采信龙某云无坐落地名的1997年承包证，却以“无四至界限”否定李某甫1984年的原始承包证；否定其提交的村委会丈量记录和专业测绘报告，却采纳乡政府单方制作的调查笔录。另一方面，二审f院审理时多次打断其对关键证据的论证，再审f院未审查“王某祥等5户土地是否在争议范围”的核心事实，程序上剥夺了其陈述与举证权。毕节市人民j察院2025年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进一步阻断了其维权路径。

四、争议背后的制度反思与权益保障

李本忠案的漫长维权路，暴露出基层土地确权中的多重困境。其一，历史承包档案与实际耕种面积不符的普遍问题，给确权工作带来技术难题；其二，行政机关调查取证的透明度不足，单方取证、证据瑕疵等问题引发当事人质疑；其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实不到位，关键确权资料的隐瞒加剧了矛盾；其四，司法审理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有待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程序正当性的把关需要更严格的标准。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权益所在，确权工作的公平公正直接关系到基层稳定。李本忠的诉求核心，本质上是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权利的双重追求。在土地边界因历史原因模糊的情况下，更需要行政机关秉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借助专业测绘等技术手段还原事实；司法机关则应强化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严格落实证据规则，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与申辩权。

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土地权属争议，不仅是李本忠一家的维权之战，更是对基层治理能力与司法公信力的考验。期待相关部门能正视案件中暴露的问题，通过完善确权程序、畅通救济渠道、强化监督问责，让土地确权真正回归“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本质，让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让司法公正照亮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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