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在重庆隐居时，先后在柏溪、回兴等地买了200多亩田地，分给黎树清等佃户耕种。佃户们都没有交押佃，秋收后来公馆向于学忠交租。于学忠说：“我不缺粮，拿点尝尝新就行，其余你们拿去卖，做点生意，妻室儿女也好过日子。” 黎树清晚年回忆起这事，总说于将军是“菩萨心肠的带兵人”。他原本是重庆江北的流民，1942年逃荒到柏溪，饿得只剩一口气，是于学忠的副官把他领到田边，指着那片肥沃的土地说：“黎老哥，这片地你种，种子、农具公馆出，收成你自己说了算。” 黎树清当时不敢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地主？直到扛着稻种回家，摸着温热的谷粒，才敢哭出声来。 于学忠到重庆隐居，本是迫不得已。这位曾率部打响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的猛将，手里握着过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却在西安事变后处处受蒋介石猜忌。1941年，他被明升暗降，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 看透了官场倾轧的于学忠，干脆带着家眷搬到重庆郊外，远离了政治漩涡。他半辈子带兵打仗，见惯了百姓流离失所，手里攒下的那点军饷，没用来置办公馆洋房，全换成了郊外的荒地。 副官曾劝他，这些地要是雇人耕种，每年能收上千石粮食，足够公馆上下吃喝不愁。于学忠却摇头，他亲眼见过逃荒的百姓啃树皮、卖儿女，那些数字在他眼里不是财富，是一个个活命的机会。他定下规矩，佃户不用交押佃，不用服劳役，种子、耕牛全由公馆提供，秋收只收一斗新米尝尝鲜，多的一概不要。 黎树清记得，第一年种水稻，遇上旱灾，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于学忠亲自带着公馆的人挖渠引水，忙得满身泥点子，比佃户还上心。收成下来，黎树清捧着仅有的半袋米送到公馆，于学忠却塞给他两块银元，让他给生病的儿子抓药。 于学忠的公馆里，从没有地主老爷的排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长衫，布鞋上总是沾着泥土，没事就往田埂上跑，和佃户们唠嗑，问收成，问家常。有佃户的孩子想读书，他就在公馆旁边盖了间学堂，请了先生，学费、书本费全免，附近的穷孩子都能去上课。 他常对孩子们说：“好好读书，将来别学打仗，要学种地、学做工，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这话里藏着他半辈子的遗憾，他打了一辈子仗，却没能让东北的父老乡亲没能让东北的父老乡亲过上安稳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有人劝于学忠回东北，说凭他的威望，振臂一呼就能拉起队伍。于学忠却摆摆手，他看着田埂上嬉闹的孩子，看着佃户们脸上的笑容，说：“我老了，打不动仗了，守着这片地，看着大家吃饱穿暖，就够了。” 那年秋收，黎树清和几个佃户凑钱买了块牌匾，想送到公馆，上面写着“为民做主”。于学忠知道了，硬是把牌匾退了回去，他说：“我没做什么大事，不过是让大家有地种、有饭吃，算不得什么功劳。” 1949年重庆解放，于学忠没有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他把公馆里的枪支弹药全部上交，还主动把那200多亩田地捐给了当地政府，用来办农场，接济更多的贫苦百姓。解放军的干部登门拜访，握着他的手说：“于将军，您是爱国将领，为百姓做了大好事。” 于学忠只是淡淡一笑，他这辈子，没争过官，没发过财，只做了自己觉得该做的事。 后来，黎树清成了农场的管理员，他守着那片土地，守了一辈子。他常对儿孙说，于将军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是个好人。那个年代，有太多人想着升官发财，想着争权夺利，而于学忠却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百姓。 真正的英雄，从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藏在田埂上，藏在百姓的炊烟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着一份为民的初心。于学忠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却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无关权势，只关民心。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