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杨文海以为自己完了，不料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杨文海心里一紧，手指下意识攥紧了教案。他知道侯振斋是组织里的核心联络员，上周还在城隍庙跟自己交接过密信，特务突然问起这个人，绝不是偶然。他定了定神，脸上没露半点异样，摇摇头说不认识。 ​特务眯起眼上下打量他，手里的盒子枪在指尖转了个圈。另一个瘦高个特务从后面凑过来，盯着杨文海的眼镜说，有人看见侯振斋昨天下午进了这所小学，跟一个戴眼镜的教员在操场角落说话，整个学校就你戴眼镜。杨文海心里清楚，昨天侯振斋是来送紧急情报，说日军要扫荡周边村镇，让他组织学生和村民转移，两人说话时特意选了没人的地方，没想到还是被盯上了。 换作旁人，这时候早慌了神，杨文海偏不。他的指尖在教案封皮上轻轻摩挲，那上面沾着的粉笔灰硌得手心发疼，也让他的脑子转得更快。他突然咧嘴一笑，指了指自己的眼镜框，声音不大却透着股教员特有的温和：“长官，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戴眼镜的教员稀罕，可找孩子打听消息的老乡，不稀奇吧？” 特务手里的枪停了半秒，眼神里的狐疑没散。杨文海趁热打铁，翻开教案，指着最后一页的歪歪扭扭的名字：“瞧见没？侯振斋是邻村的，家里娃想送过来读书，怕鬼子扫荡路上不安全，昨儿特意来问问情况。操场角落说话，是怕别的家长听见了，都来打听，我这课还咋上？” 这话编得滴水不漏，更妙的是，杨文海说的不全是假的。邻村确实有户姓侯的人家，娃子早想转学过来，只是还没来得及办手续。瘦高个特务伸头瞅了瞅教案上的名字，又转头跟拿枪的特务嘀咕了几句。拿枪的特务盯着杨文海的脸看了足足半分钟，那眼神像刀子似的，恨不得剐出点破绽来。杨文海迎着他的目光，脸上的笑容没僵，心里却早翻江倒海——他知道，只要自己眼神晃一下，今天这校门口，就是他的断头台。 最后，特务骂了句“晦气”，踹了一脚路边的石子，扭头就走。看着两个特务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杨文海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后背的衣裳早被冷汗浸透，贴在身上凉得刺骨。他低头看了看攥皱的教案，上面的“转移”二字被指甲掐出了一道印子。 那时候的地下工作者，哪一个不是在刀尖上跳舞？没有长枪大炮，没有铠甲护身，靠的就是一张嘴，一颗心，还有那临危不乱的定力。一句谎言，护的是组织的安危，保的是百姓的性命；一次镇定，藏的是满腔的热血，守的是心中的信仰。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黑暗里，选择了做那束不肯熄灭的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