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就义那年，父亲谭继义那年，父亲谭继洵已经七十二岁。这位前湖北巡抚，亲自北上为儿子收尸。千里颠簸，扶柩南归，把“朝廷钦犯”接回浏阳老家安葬。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北京城的秋风吹得人骨头疼。谭继洵站在宣武门外的刑场边，身上的素色长衫沾着尘土，佝偻的脊背却挺得笔直。三天前，他的儿子谭嗣同，还有另外五名变法志士，就在这里被斩首示众。 监斩官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刚毅，行刑前，六君子喊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还回荡在街头巷尾。可此刻，刑场周围空荡荡的，只有几只乌鸦落在枯树枝上，发出难听的叫声。没人敢靠近，没人敢搭话，连路边的摊贩都低着头，生怕和这位“钦犯之父”扯上关系。 谭继洵是咸丰年间的进士，从翰林院编修一步步做到湖北巡抚，为官三十年，清廉自持，从不结党营私。他和儿子谭嗣同的性子，从来都是两个极端。 谭继洵信奉“稳中求进”，在湖北任上，他兴修水利、整顿吏治，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事，却从不参与朝堂上的派系之争。谭嗣同不一样，这个从小读着经世致用之书长大的年轻人，眼里容不得半点腐朽，他推崇变法，主张君主立宪，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 父子俩曾不止一次争论，谭继洵劝儿子“做事要循序渐进，莫要引火烧身”，谭嗣同却拍着桌子说“父亲，今日中国，不变法便亡国，亡国之祸，比杀头更烈”。那时候，谭继洵看着儿子眼里的光，只觉得心惊肉跳，他知道，这个儿子，是要拿命去赌一场前途未卜的变法。 变法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北时，谭继洵正在查看江汉堤的修缮工程。他当场吐了一口血，被人抬回巡抚衙门。没过几天，朝廷的圣旨就到了——谭嗣同勾结乱党，图谋不轨，凌迟处死。谭继洵被革职查办，所有家产查抄充公。有人劝他，赶紧和儿子划清界限，或许能保住一条性命。谭继洵没说话，只是让人收拾了简单的行李，雇了一辆马车，独自北上。 七十二岁的老人，一路风餐露宿，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井水，夜里就蜷缩在马车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想起儿子小时候的模样。谭嗣同五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谭继洵守在床边七天七夜，寸步不离，最后儿子奇迹般活了过来，他却累得脱了相。那时候他想，只要儿子平平安安，就算一辈子不做官也没关系。 到了北京，谭继洵才知道，儿子的遗体还停在刑场边的破庙里，没人敢收。朝廷下了严令，谁敢为六君子收尸，以同党论处。谭继洵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到破庙，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谭嗣同躺在草席上，身上的血污已经发黑，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那双总是闪着光的眼睛，紧紧闭着。谭继洵蹲下身，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拂过儿子的脸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儿子面前落泪。他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砸在草席上，砸在儿子冰冷的手背上。 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银子，托人买了一口薄棺，把儿子的遗体装殓进去。扶柩南归的路上，更是步步艰难。每过一个关卡，都要被盘查半天，官兵们看着棺木上写的“谭”字，眼神里满是鄙夷和警惕。有人甚至想打开棺木检查，谭继洵就挡在棺木前，挺直了佝偻的脊背，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的儿子，一介书生，就算死了，也不会害你们。”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那些官兵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究还是没敢动手。路上的百姓，认出了他是谭嗣同的父亲，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暗自叹息，也有几个曾经受过谭嗣同恩惠的读书人，偷偷塞给他几个馒头，鞠一躬就匆匆离开。 走了三个多月，才终于回到浏阳老家。谭继洵没有大办丧事，只是在自家祖坟的角落里，找了一块空地，把儿子安葬了。墓碑上，他没有刻“戊戌六君子”，也没有刻“谭公嗣同之墓”，只刻了四个字：“吾儿复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他总觉得，儿子只是睡着了，总有一天会醒过来。 安葬完儿子，谭继洵就闭门不出，再也没踏出过家门一步。他常常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着的儿子的字画，一看就是一下午。字画是谭嗣同年轻时写的，笔锋凌厉，像一把出鞘的剑。光绪二十八年，谭继洵在老家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临终前，他让人把自己的灵柩，葬在儿子的墓旁边。他说：“我这辈子，没本事救国家，也没本事救儿子，只能死后，陪着他了。” 政见可以不同，立场可以相悖，但父爱从来没有界限。谭继洵用千里扶柩的坚持，告诉世人，所谓父子，就是哪怕你走的路惊涛骇浪，我也要为你收拾身后的风雨。这位老巡抚的脊梁，或许不够挺拔，却扛起了一个父亲最深沉的守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