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第，元帅的资历，最终却授了个上将衔。 很多人翻到周士第的履历，都会愣一下：黄埔一期，南昌起义师长，长征老红军，打完抗战、解放战争还上朝鲜战场，新中国防空军还是他从零扛起来的，1955年授衔却只是上将。 他自己偏偏写了句“一个兵”，像是把这些都轻轻按回去，又像是在提醒人，看人不能只看肩头那几颗星。 1900年9月9日，他生在广东海南乐会，家里普通，父母舍得让孩子念书。 私塾、新式学堂都待过，少年时就跟着同学上街游行，喊反帝口号。那会儿谁也想不到，这个瘦瘦的小伙子，将来要在战场上“戎马四十年”。 二十多岁，他离开椰林成片的家乡，闯进当时风云密布的广州。 这里有军校、有报馆，也有工人纠察队，他在这座城里认识了共产党员徐成章，听人谈革命、谈中国往哪儿走，心里那根弦被拽紧了。 1924年，他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年底正式入党，从此成了最早的一批党员军官。 1925年前后，他就被扔进实打实的斗争里，带队到广宁乡下支援农民运动，参与平定商团武装和军阀叛乱，保卫广东革命政府，也给省港大罢工当后盾。两广区委评价他“打仗硬、顶得住”。 同年11月，周恩来组织“铁甲车队”，点名挑了他，从见习教官干到队长，坐在装甲车里冲锋，被战友叫成“铁甲骑士”。 北伐军一路北上，他带的一营成了“常驻尖刀”。 贺胜桥战斗，他带头撞向吴佩孚的防线，撕开通往武汉的缺口。军里流行一句话：“古有抬棺进城，今有留书攻城。”1926年10月，在武昌城下，他指挥独立团架云梯攻通湘门，先夺蛇山，逼得城里三万守军缴械，自己阵亡官兵约三百，“北伐先锋的先锋”这几个字，从此跟着他走。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周士第已经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是起义军主力之一。 起义失败后，残部由朱德、陈毅带上井冈山，他则按组织安排去了香港找党。 香港白色恐怖收得紧，他一边等指示一边染上痢疾，住进医院，钱也花光了，同乡劝他先去马来西亚养病，这一去，就和组织“失联”了六年。 这六年里，他一直在寻找能用得上的位置。 听说邓演达在组织第三党反蒋，他赶回国内参加；在上海掺和“黄埔革命同学会”，跟蒋介石那一边对着干。 1931年夏天，他被叛徒出卖入狱，宋庆龄出面营救，这才活着走出来。 1933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蒋光鼐举旗反蒋，他主动帮十九路军给红军牵线，顺着这条线，在当年年底重新回到红军队伍。 1934年春，他抵达瑞金。 周恩来递给他一封信，是聂荣臻的字，“到苏区来”。六年的“空档”摆在那，他主动说“从头再来”，愿意从普通战士做起。 组织把这几年的行踪查得很细，认定他始终站在反蒋一边，没有同反动派勾连。 周恩来给出一句话：“周士第是一个好同志。”毛主席后来也肯定他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定性。1935年10月，他恢复党籍，在红军大学当军事教员，长征中又领着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团，当指挥科科长、队长，带出一批打硬仗的干部。 到陕北后，中央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他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在徐海东身边运筹。 抗战全面爆发，他调到山西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和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同贺龙、关向应一道，其中不少战例进入教材。 周士第不只会带兵冲锋，更会站在地图前琢磨。 他习惯在战斗间隙记下经过和得失，慢慢整理出《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等文章，几十万字，总结出“尖刀直插”“楔形攻击”这样的穿插打法：钻进敌人肚子里搅乱，再把对手切成几块，各个吃掉，还得堵住退路。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到西南，一边当成都市市长，一边兼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剿匪、改造起义部队、恢复秩序，都是他要管的事。 1950年10月，中央决定组建防空军，毛主席点名让他当首任司令员。 抗美援朝打响，他多次到东北和朝鲜勘察部署，志愿军防空部队与敌机交战上万次，击落四百多架、击伤一千多架，在火网中保护了志愿军后方。 到1953年7月，防空部队已经有两个高射炮师、三个高射炮团、八个独立高射炮营，还办起防空、高射炮、雷达、技术等学校，培养出十多万名专业人才。 1955年授衔，他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又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到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很多人替他惋惜，他自己倒看得很淡。 日常生活里，他对自己同样苛刻。服务部门往家里拖地毯、高档家具，他看见就让原路拉回去。 老战友肖劲光来家串门，坐了一回沙发，发现塌得不成样子，回去专门打招呼，这才给他换了新的。政治风浪翻腾的那些年，他咬着牙守规矩，不随便站队、不趁乱踩人，也不许子女借他的名头伸手要好处，经常叮嘱“不要伸手”。 1979年6月30日，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铁甲骑士”安静离世。肩上的星停在上将，许多人心里却早就把他放在元帅那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