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汤恩伯病重，想到美国做手术，但拿不出路费和手术费，向陈诚求助，陈诚很是同情，但此时蒋氏父子在台湾统治已经稳固，陈诚被蒋经国挤兑、取代，失去了实权，已经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了，只好替汤恩伯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批示只能到日本做手术，而且只给批了几千美元，结果最后汤恩伯死在了日本人的手术台上。 汤恩伯是浙江金华人，黄埔一期毕业，抗战时打过台儿庄，也守过南口，是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可到了台湾，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1949年兵败大陆，他带着残部退到厦门，又从厦门逃到金门，最后才辗转到台湾。蒋介石虽然还让他当“总统府战略顾问”，但这只是个虚职，没有实权，更没有军权。他住在台北的一栋小公寓里，平时靠写回忆录赚点稿费，可回忆录卖得不好，稿费连房租都不够。 1953年春天，汤恩伯查出严重的胃病，医生说是胃溃疡恶化，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他想到美国去治，因为美国的医疗条件好，可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凑出几百美元，连机票钱都不够。他想起陈诚——当年在大陆时，陈诚是他的老上级，两人关系不错，陈诚也曾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保过他。于是，他拄着拐杖，去了陈诚的官邸。 陈诚见他脸色苍白，扶着门框喘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让秘书倒了杯热茶，说：“汤将军，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蒋经国把持了党务和青年团，我手里的权力早被架空了。”他指了指桌上的文件，“昨天我连一个科长的任免都做不了主，更别说帮你筹钱去美国了。”汤恩伯握着茶杯的手在抖，说：“辞修，我当年跟着校长打天下，现在落难了，你就不能拉我一把？”陈诚叹了口气，拿起电话拨给蒋介石的侍从室，说：“我是陈诚，汤恩伯病重，想请校长批点钱去美国治病。” 没过多久，侍从室回电话，说蒋介石同意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国；二是只批5000美元，不够的部分自己想办法。陈诚拿着批文去找汤恩伯，汤恩伯看了批文，脸都白了：“日本？他们的医疗水平比美国差远了，5000美元够什么？手术费至少要2万美元！”陈诚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没办法，校长说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要优先给军需，你去日本，已经是很照顾了。” 汤恩伯没办法，只能收拾行李去日本。他到东京后，住进了一家私立医院，可5000美元很快就花光了，手术还没做。他给蒋介石写信，说钱不够，可蒋介石没回信。他又给陈诚发电报，陈诚回电说：“我已尽力，你自己想想办法。”最后，他只能向日本的朋友借了点钱，勉强做了手术。可手术中，医生发现他的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加上术后感染，没几天就去世了，享年54岁。 汤恩伯的死，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他是被蒋介石抛弃的，因为他在大陆时虽然能打，但兵败后成了“失意人”，蒋氏父子不需要他了；有人说，陈诚是故意不帮他，因为蒋经国要夺权，陈诚不想在这个时候得罪蒋经国。可不管怎么说，汤恩伯的结局，是那个时代很多国民党将领的共同命运——打天下时可以共富贵，坐天下时却只能共贫贱，甚至被抛弃。 他去世后，蒋介石只发了一则简单的唁电，说“汤恩伯同志不幸病逝，不胜哀悼”，连葬礼都没参加。陈诚倒是去了灵堂，可他站在汤恩伯的遗像前，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一辈子，太相信‘校长’了。”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在场的所有人心里。 汤恩伯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的缩影。当蒋氏父子把权力牢牢握在手里，当“忠诚”变成了对个人的依附，那些曾经为政权拼过命的人，就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棋子。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效忠了一辈子的“校长”，其实早就把他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