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不肯为犯下的罪行道歉，看看日本这个叫谷川的贪官2024年关于道歉的言论你就知道了：“我都道歉了，还要怎么样，难道要我去死吗？”   2024年日本政坛出了个大热闹，82岁的自民党众议员谷川弥一那场道歉记者会，算是把政客对待错误的糊弄全摆到了明面上。   这位老爷子因为收“黑金”被追问，嘴里反复念叨着“对不起”，可对收了超过4000万日元回扣、这笔钱到底花在哪这些关键问题，半个字都不肯说。   记者追得紧了，他直接急眼了，扯着嗓子喊：“我错了还不行吗？就不能理解下？难不成要我死吗！”   到最后更离谱，他急的高喊：   “们要是不满意，那我就只能回家死去了。不管是朝我扔石头还是怎么着，随你便。反正我错了，我都已经辞职了，还要让我承担责任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哪儿是道歉啊，分明是撒泼耍赖想躲过去——意思很明白，我都开口认了错，你们就该到此为止，再追问就是逼人太甚。   谷川这出戏可不是孤立的个案，这就是日本社会一直以来“知小礼而无大义”的真实样子。   也把为何日本对历史上那些滔天罪行，从来不肯好好道歉的原因说透了。   谷川所属的自民党“安倍派”，早就靠着“政治筹款派对券”搞猫腻了。   派系给每个议员下销售指标，卖多了的钱就以回扣的形式返回来，这些钱从来不在收支报告上登记，成了没人管的秘密资金。   谷川就是这波丑闻里的典型，拿了巨额回扣不记账，被起诉了才被迫辞职道歉。   他的道歉里，看不到对选民的愧疚，也没有对制度的敬畏，只有被追问急了的恼羞成怒。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日本政坛这种“道歉就完事”的操作早就成了惯例。   之前岸田文雄当首相的时候，自民党“黑金”丑闻就搞到执政联盟选举惨败；后来高市早苗上台，任命的7个高级官员全涉“黑金”问题。   外务大臣用政治资金买奢侈品，厚生劳动大臣拿公款交会费、请人吃饭，这些人出事儿后全是走个道歉流程，要么让秘书背锅，要么含糊其辞糊弄过去，真正站出来担责的没几个。   谷川们敢这么敷衍道歉，背后其实是日本政治制度的大漏洞。   日本有个《政治资金规正法》，本来规定了企业捐款上限，还要求公开收支明细，可实际执行起来全是空子。   选举管理委员会没权力强制调查，检方调查又容易受政治干预，在野党追问也大多停留在嘴上，根本推动不了实质性改革。   自民党的派阀体制存在这么多年，利益绑得死死的，就算后来派系解散了，影响力还在。   高市早苗之所以敢包庇那些涉事官员，就是因为她能当选全靠保守派阀支持，根本不敢碰派阀利益的核心。   这种制度上的毛病，让“黑金”问题成了日本政坛的老毛病，也让政客们养成了“道歉就能过关”的惯性思维：   反正只要嘴上认个错，要么辞职躲躲风头，要么找个替罪羊，就能继续保住自己的权力，根本不用真的改正错误。   这种对错误的糊弄态度，不光出现在当下的政治丑闻里，更深深扎在日本对历史罪行的认知里。   二战结束这么多年，日本官方的道歉从来都是遮遮掩掩。   1995年的“村山谈话”还算明确，承认了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说了要深刻反省道歉。   可之后的历届政府全在淡化这个立场，只用“战后历届内阁立场没有变化”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敷衍。   前首相石破茂在战败日追悼仪式上提了句“反省”，就被右翼势力骂成“自虐史观”。   他那表态也故意绕开日本的加害责任，一个劲儿强调战后的和平贡献，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在这种氛围里，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真实的历史，反而被灌输了“道歉疲劳症”，觉得日本已经道歉很多次了，没必要再为历史负责。   谷川的“死亡式道歉”和日本对历史罪行的回避，本质上都是不想担责，都是“小义”压过了“大义”。   他们眼里的“义”，是派系利益、个人权力那点小圈子里的道义，是就算违规违法也要保住的局部利益；   而正视错误、承担责任、尊重历史真相这种大义，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正义得不到伸张，历史的伤痕就难以愈合，类似的悲剧也可能再次发生。   国际社会需要的是真诚的和解，而不是敷衍的道歉；需要的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而不是对历史罪行的否认。   日本只有真正放下那些小圈子的利益算计，拿出正视历史的勇气和担当，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才能让和平真正扎根在东亚的土地上。   ‌【评论区聊聊】这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交代，也是对日本自身未来的负责，更是对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坚守。 （信源：他被记者问急眼：我都说我错了，难不成要我死吗！——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