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海音父亲去世那年，她13岁，守寡的母亲只有28岁。三年后的一个夏夜，林海音看到母亲靠在父亲老同学韩叔的怀中，哭着说：“我有孩子......”半年后，韩叔与别人结了婚。 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北京夏夜，成了林海音心里藏了一辈子的画面。十三岁的姑娘被蚊虫叮咬得心烦意乱，透过层层叠叠的纱帐和昏暗的月色，她窥见了一幕让那个年代的孩子感到惊心动魄的场景：平时端庄刚毅的母亲，此刻正把头埋在一个男人的胸口，压抑着声音抽泣，而在那一瞬间，院子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这个男人并非陌生人，而是孩子们熟悉的“韩叔”。在父亲林焕文撒手人寰后的那几年里，这个男人像是一道照进幽暗深井的光，他是父亲昔日的同窗旧友，也是这群孤儿寡母摇摇欲坠的生活里唯一的帮衬。 事情要回溯到那个足以压垮任何人的年份。那一年，林海音才刚满13岁，而她的母亲黄爱珍，竟然只有28岁。 自从丈夫在日本、台湾和北京辗转谋生，最后病逝于中年，留给她的是九张等着吃饭的嘴——这里面有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还有她亲生的四女两子，最小的那个还在牙牙学语。 家里没了顶梁柱，原来的佣人辞了，大房子也没法住了，一家人搬进了供穷书生落脚的会馆厢房。为了这一大家子的生计，曾经受人尊敬的师母放下了所有身段。 她在井边的寒风里搓洗堆成山的衣服，直到双手红肿开裂；她在昏暗的油灯下给人家缝补绣花，熬坏了眼睛；甚至哪怕是为了那几斗米，她也愿意给邻居家的顽童当家庭教师。 那是真正蚀骨的穷困。林海音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饭桌上那几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那是母亲无论如何都要从牙缝里省下来端给孩子们的，而母亲自己碗里，永远是照得见人影的咸菜汤。 有不懂事的弟弟嚷嚷饭不够吃，母亲也只是温柔地摸摸他的头，把自己的那一丁点口粮再分出去，转过头去吞咽那带涩味的清汤。就是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日子里，韩叔走了进来。 起初，韩叔的到来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关照。他个子不高，说话带着读书人的斯文气，看母亲的眼神里总透着几分心疼和克制。他来得勤，却从不空手，有时兜里揣着一把给孩子们的薄荷糖，有时是扛着沉甸甸的一袋面粉，笑着招呼大家：“给娃娃们蒸点热乎馒头吃。” 在那座只有女人和孩子支撑的小院里，太需要一双男人的手了。坏了的桌腿是他修，弟弟跑掉底的鞋是他钉，甚至是那一缸缸沉重的生活用水，也是他默默去挑。 孩子们喜欢他，喊他“韩叔”，母亲唤他“大哥”，在那个礼教森严却又人情温暖的胡同里，街坊邻居看在眼里，私下都议论这是桩难得的好姻缘，毕竟孤儿寡母的日子太难熬，有个厚道男人依靠，算得上是那个乱世里的好归宿。 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夏夜来临。十三岁的林海音在惊愕中听清了母亲那句在喉咙里打转的话：“我有孩子……我不能……” 纱帐后的那一幕，并未向着世俗期待的方向发展。面对母亲的哭诉，韩叔显然也慌了手脚，那句带着颤抖的“是怕我待孩子不好吗？”问得卑微又深情。 那一刻的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短暂的沉默后，黄爱珍却从那个或许是她后半生唯一温暖的怀抱里退了出来。她止住了泪，脸上恢复了那惯有的、近乎残酷的平静：“我想过许久了，你还是另外再找吧。” 并不是不爱，也不是这人不可靠，恰恰是因为太明白了这“九个孩子”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一个带着九个拖油瓶的寡妇，如果改嫁，即便男人再好，日后的日子也难免会有龃龉和嫌隙。 为了保全这九个孩子的尊严，为了不让他们看继父的脸色过活，这位28岁的母亲，亲手掐灭了自己作为女人渴望被爱护的最后一丝火苗。 那个夜晚之后，韩叔来得渐渐少了，那个会修桌椅、会买糖果的身影终于彻底消失在小院的门廊外。 几个月后，一封从外地寄来的喜帖送到了黄爱珍手上。信上说，韩叔在上海结婚了，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林海音偷偷观察母亲的反应，只见她将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仔仔细细地折好，收进抽屉的最深处。 面对邻居们的惋惜和打探，她只是云淡风轻地笑笑，轻声说了一句：“他找着好人家了，挺好。” 从那以后，母亲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时对着父亲留下的旧手表发呆，或者独自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但只要孩子们一走近，她立刻又变回那个无坚不摧的妈妈，笑着说：“妈好着呢，有你们在，妈就知足。”这句“有你们在”，成了她在那漫长守寡岁月里的唯一信条。 因为失去了父亲，林海音被迫一夜长大。就像她在书里写的：“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十六岁的她考进了新闻专科学校，半工半读，早早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后来，她在《世界日报》遇到了一生的伴侣夏承楹。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公子并未嫌弃她贫寒的家世，相反，夏家二老对这位坚韧独立的长媳充满敬重，对那位独自拉扯大九个孩子的亲家母黄爱珍，更是以此礼相待。 参考信息：国家人文历史. (2018-05-30).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北京城南的女儿，一生写不尽的是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