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名20岁战士刚入伍，就想当驾驶兵，却当了三年炊事兵，在战场上，一摸方向盘，就立一等功。 那双手原本应该一直握着方向盘的。早在四川老家，年仅16岁的杨建章就把那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摸得透熟，谁能想到，这双满是机油味的手，到了部队后握得最紧的，竟然是一把用来喂猪的铁勺。 对于这个1976年冬天入伍的兵来说，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漫长的玩笑。 那年填志愿，杨建章只认准了“驾驶兵”这一个行当。结果一盆冷水泼下来，第一年被丢去工兵排，天天在那挖掩体、扛着沉得死人的原木满山跑。到了第二年，干脆被划拉到了通信连炊事班，第三年更是成了全连二十多头猪的“专职保姆”。 你想开车？现实只让你切菜、推架子车割猪草。那个年代的兵实诚，心里有落差，面上也不在那发牢骚。但他那个“车瘾”犯了是真的难受，别人训练完了休息，他就忍不住往汽车连的停车场凑。帮着老兵擦擦车身，盯着那复杂的仪表盘发呆，在脑子里一遍遍过着挂挡、松离合的步骤。有人逗他：“建章，这是要抢我们饭碗啊？”他也就憨笑着搓搓手。 可实际上，这双原本想握方向盘的手，差点因为劳累废在猪圈和灶台上。 这人太能干了。半个月功夫把一群瘦猪养得膘肥体壮，连里的菜地也是一片绿油油。但也正是因为没日没夜地干重活，还要给战友缝补衣服、修门窗，把自己的身子骨给熬干了。1978年，肠结核找上了门，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回。老家的父母急得连连来信，让他赶紧利用“商品粮户口”的身份退伍回家工作，别在部队硬撑。 那是真到了鬼门关打转的时候。甚至连队也打算在1979年初部队开拔前线前，批准他这个病号复员。结果这个平日里最服从命令的老实人，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三封请战书接连递上去，有一封甚至是用血写的，歪歪扭扭的字里就一个意思：就算死，也要死在保家卫国的路上。 上了战场，炊事兵面临的生死考验，往往更加隐秘且残酷。 在向登尚地区行军途中，因为上级有死命令“非战斗状态不动用干粮”，那些必须时刻守着电台的通信兵饿得手指都在打摆子。杨建章这个炊事员，为了不让战友断粮，硬是把自己当成了“验毒器”。满山的野草野菜，他不认识，就往嘴里塞着试。那种未知的植物毒素让他在山里吐得昏天黑地，五脏六腑都在绞痛。 要不是正好碰上个运弹药的老民工，塞给了他半块救命的饼干，又教他认出了木薯，他这条命大概就交代在荒郊野岭了。当天夜里，他一个人刨出了几十斤木薯，把全连从饥饿线上拉了回来。而他自己，为了省下一口吃的，经常偷偷把分给自己的口粮塞进战友的口袋，自己嚼树叶充饥。 那个装着全连口粮的布袋子，成了他眼中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即使后来高烧复发，胸口疼得直不起腰，身边的战友为了轻装前行纷纷扔掉雨衣和毯子，他也死死攥着那个袋子不撒手。“我是炊事兵，这袋子就是我的枪。”他对想帮忙背东西的战友喘着粗气说。 但那颗想握方向盘的种子，终究还是在一场炮火中发了芽，虽然代价惨烈。 那是真正的生死瞬间。越军的炮火覆盖了团指挥所所在的区域，给养车司机重伤昏迷，唯一的救护车也烧了起来，局势若是再僵持下去，指挥所和周围四个连队的坐标就会彻底暴露，所有人都得变成活靶子。 这时候，那个喂了三年猪的杨建章冲了出来。 他没有丝毫生疏，那个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动作——拉门、上车、点火、挂挡，一气呵成。时隔三年，这双手终于合法地、名正言顺地握住了军车的方向盘。但他没有往安全的地方开，而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开着那辆给养车朝着与指挥部相反的方向狂奔。 在那个时刻，他把自己和这辆车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要把所有飞向战友的炮弹都吸过来。 挡风玻璃瞬间就被炸碎了，剩下的只有这一腔孤勇。有战友看到了那震人心魄的一幕：杨建章甚至把半个身子探出了破碎的车窗，拼命地向远处挥手。那不是求救，那是挑衅，那是用最显眼的方式告诉敌人：“我不怕你们，往这儿打！” 敌人上当了。密集的炮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他的车轰，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那是他驾驶生涯的全部长度。随着一声巨响，给养车在炮火中化为一团火球。越军停止了射击，他们以为消灭了重要目标，却不知道他们炸毁的，只是一个一心护着战友的炊事兵最后的倔强。 团部保住了，四个连队保住了。 战后的评功簿上，写着“杨建章，追记一等功”。他的一生充满了一种悲壮的错位：想做驾驶员，却把最黄金的时光献给了猪圈和灶台；本该养病回家，却硬是扛着病体尝百草；好不容易握住了梦想中的方向盘，却是为了赴死。 那个曾因没能当上司机而失落的四川小伙，最终用一种最决绝、最耀眼的方式，证明了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战士，哪怕他生命里只有那一百米的驾驶里程。 参考信息：中国军网. (2014-01-21). 杨建章 - 英烈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