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抓捕了一个摆烟摊的老人，经过确认老人是杀害共产党与进步人士的中统大特务，因此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可他却大声喊冤道：“让陈赓来，他能证明我的身份。” 法庭上的空气像凝固的冰块，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衣角。 谁也想不到，这个每天在街头给人递烟、找零的普通老人，会在死刑判决下达时，突然喊出一个足以震动中南海的名字。 当时负责案件的警察愣住了，陈赓？那个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怎么会和一个中统特务扯上关系？ 事情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1928年的上海，法租界的咖啡馆里总能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新贵”杨登瀛，手里攥着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权力。 没人知道，这个每天和特务们周旋的杨登瀛，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安插的眼线鲍君甫。 把他拉进这条隐蔽战线的，正是陈赓，那会儿陈赓刚从苏联回来，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寻找能打入敌人心脏的人选。 第一次见鲍君甫，陈赓没说太多大道理，只是从皮包里掏出一根金条放在桌上。 “这是活动经费，每月还有300块大洋。”鲍君甫后来回忆，他不是被钱打动，是陈赓眼里的坚定让他动了心。 当时国民党刚背叛革命，他早就对蒋介石失望透顶，在中统的那几年，鲍君甫活得像走钢丝。 1929年罗亦农被捕，叛徒何家兴夫妇拿着300余名地下党员的名单领赏。 鲍君甫借着整理档案的机会，偷偷把消息递了出去，那天晚上，中央特科的“红队”像影子一样摸到叛徒住处，何家兴当场被击毙，贺治华瞎了一只眼睛逃进了租界。 事后徐恩曾追查泄密者，鲍君甫只用一句“可能是档案员疏忽”就搪塞过去。 转折发生在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一口气供出了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秘密，包括鲍君甫的身份。 徐恩曾为了撇清关系，把他当成了替罪羊，监狱里的严刑拷打没能让他松口，他始终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国民党忠臣”。 直到1934年徐恩曾良心发现，才把他保释出来，可出来后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弃子，只能在南京街头摆个烟摊糊口。 烟摊支在夫子庙附近的巷口，老人每天天不亮就来，用布满老茧的手码好香烟。 路过的人大多不知道，这个总低着头算账的摊主，当年曾在中统的会议上不动声色地记下围剿红军的部署，转头就把情报塞进安娥送的文件袋里。 那些年他救过的人里，有后来的开国将领，也有文学界的名人，可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1951年的那次审判，要不是他喊出陈赓的名字，这段历史可能就永远埋在土里了。 陈赓接到消息时正在北京开会，他当即给南京法院写了证明，字里行间都是急切：“鲍君甫同志当年提供的情报，拯救了上海地下组织，此功不可没！”陈养山也跟着作证，当年正是他把鲍君甫的顾虑传给了周恩来。 后来法院撤销了死刑判决，南京市政府每月给他发100元津贴，老人拿着津贴单时手有些抖，他没去买新衣服，还是每天去巷口坐着，只是烟摊变成了小马扎。 1969年他病逝时，床头柜上还放着陈赓写的那张证明，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 巷口的烟摊早就没了踪迹，但老南京人偶尔还会提起那个总低着头的老人。 他没留下什么传奇故事，只在历史档案里留下几行记录，可正是这些藏在暗处的坚守，让更多人能走到光明里。 就像他当年递出去的那些情报，不声不响，却在关键时刻撑起了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