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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20岁的八路军战士周富玖回到家乡,准备结婚。 他揣着部

1945年,抗战胜利后,20岁的八路军战士周富玖回到家乡,准备结婚。 他揣着部队发的新军衣,兜里还装着在延安买的红头绳,那是临走时战友起哄让他带给未婚妻郭喜翠的。 村口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等他的人,再不是那个会笑着递水的姑娘了。 推开郭家土门时,周富玖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模糊的尖叫,他跑进去,看见一个头发纠结如枯草的女人缩在炕角,怀里紧紧抱着个破碗,见人就往炕洞躲。 母亲红着眼圈拉他到院子,说喜翠被鬼子抓去三年,回来就成了这样,时而痴笑时而哭嚎,连自己名字都不认得了。 周富玖蹲在院角抽了半包旱烟,他想起14岁那年,两家父母在老槐树下定亲,喜翠攥着他衣角小声说,等他长大了要种一院子山丹丹花。 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消息传来说喜翠被掳走,他以为再也见不到了,连夜跑去找八路军,在报名表上一笔一划写“不把鬼子赶跑,绝不回家”。 本来想打完仗风风光光娶她,回来才发现,战场的枪林弹雨躲得开,家乡的满目疮痍却避不掉。 喜翠是在姐姐家被抓走的,那天她去给外甥送新做的虎头鞋,刚进门就听见枪响。 鬼子把村民赶到打谷场,队长指着喜翠说“这个留下”,她就被拽着头发塞进了卡车。 后来听同村逃回来的人说,她被关在炮楼地下室,刚开始还哭喊着骂鬼子,没过三个月就不出声了。 有次被送回来时,下身全是血,高烧不退,刚能下床走路,又被鬼子上门拖走,来来回回折腾了四次。 周富玖开始学着照顾喜翠,他把部队带回来的军号挂在墙上,每天清晨吹起床号,那是他参军时学的第一支曲子。 本来以为她会害怕,没想到有天吹号时,喜翠突然停下痴笑,眼神直勾勾盯着军号,手指微微动了动。 他赶紧把号递过去,她摸着冰冷的号身,眼泪啪嗒掉在号嘴上,从那天起,他每天给她梳头,读战友写的信,在院子里种满山丹丹花,就像当年她憧憬的那样。 1951年春天,西安精神病院的医生说喜翠能记起一些事了,周富玖用攒了半年的军功津贴买了块红布,找村里裁缝做了件新嫁衣。 婚礼那天,全村只来了三户人家,喜翠穿着红衣服,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在周富玖给她戴红头绳时,轻轻说了句“富玖”。 那是她被掳走后,第一次叫他的名字,后来他们有了五个孩子,周富玖放弃了去西安工厂当干部的机会,守着家种地。 他写了17本病情日记,记着“今日喜翠吃了半碗粥”“山丹丹花开了,她摸了摸花瓣”。 1999年周富玖走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说:“把你妈那些日记好好留着,让后人知道,你妈不是疯子,她是被鬼子害的。” 2015年,周富玖的大儿子周建国把那些泛黄的日记捐给了纪念馆。 日记本里夹着一朵干枯的山丹丹花,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小字:“1948年夏,喜翠看花笑了。”在那个“贞洁”比命重的年代,周富玖守着一个被摧残的女人过一生,很多人说他傻。 但看着那17本日记和那朵干花,你会明白,有些承诺,比军功章更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