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张幼仪怀孕了，徐志摩知道后，沉默了半晌，冷漠地说：“赶紧去打掉。”结婚三年，她连丈夫的一个笑脸都没等来，肚子里的孩子却成了他急于甩掉的包袱。 张幼仪不愿意，这个从小被教导“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第一次在丈夫面前说了不，可徐志摩转头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揣着三个月的身孕，连哭都不敢大声。 那年冬天的伦敦特别冷，张幼仪站在租住的公寓窗前，看着街上情侣手牵手走过，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盘扣。 这是她来英国时母亲连夜缝制的，说“女人身上总得有点娘家的念想”。 可在徐志摩眼里，这些带着传统印记的东西，都是“土包子”的象征。 他宁愿和朋友讨论诗歌到深夜，也不愿回家看她一眼，甚至在她孕吐时，还嫌恶地摔门而去。 被抛弃的第三年，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的课堂上第一次举起了手，老师问她未来想做什么，这个曾经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女人，用还带着口音的德语说“想办学校”。 本来想靠着丈夫过一生的她，后来发现当徐志摩在离婚协议上写下“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时，所谓的依靠早就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裴斯塔洛齐学院的图书馆里，她读康德的哲学，学幼儿教育，窗外的菩提树绿了又黄，她笔记本上的字迹从娟秀变得遒劲。 1928年的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储户挤在门口吵着要取钱，木质柜台被拍得砰砰响。 张幼仪站在二楼办公室，手里捏着兄长转来的任命书，指节泛白，那时银行账本上的赤字像摊开的墨渍，几乎要染黑整页纸。 她没学过金融，却记得在德国时教授说的“解决问题要从根上找办法”。 后来她把仓库里积压的抵押品整理出来开了寄卖行，又针对家庭妇女推出小额信贷，三年后再走进银行，柜台前排队的不再是讨债的，而是来存钱的女人们。 云裳时装公司的第一套改良旗袍挂出来那天，上海的报纸都刊登了照片。 张幼仪亲自给模特别上盘扣，这个她从小看到大的传统元素，被她改成了斜襟收腰的样式。 店里的裁缝起初不理解，说“旗袍哪有这么做的”，她没争辩，只是拿着软尺绕着模特量了又量。 后来这些带着立体剪裁的旗袍火了，连陆小曼都来定制，说“比巴黎的洋装还显身段”。 张幼仪站在试衣间外，听着里面传来的笑声，忽然想起多年前在伦敦，徐志摩曾嘲笑她“穿得像个移动的衣柜”。 徐志摩坠机那年，张幼仪正在整理云裳的新款设计图，电报送到时，她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长痕。 后来她接管了徐家的产业，把徐志摩的诗集整理出版，每月给陆小曼寄生活费。 有人说她傻，被那样对待还管这些事，她只是把诗集放在书架最高层，和彼得的遗物摆在一起。 彼得是她在德国夭折的小儿子，墓碑上的名字还是她亲手刻的，如今再看那些诗集，纸张已经泛黄，扉页上“幼仪存念”四个字，是徐志摩后来补写的。 那些挂在云裳橱窗里的改良旗袍，领口的盘扣还留着她亲手调整的痕迹。 从被丈夫嫌弃的“土包子”到上海滩的时尚先驱，张幼仪用针线缝补了破碎的人生，也为民国女性裁出了一条独立的路。 多年后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指着衣柜里那件最早设计的旗袍说：“这盘扣要是缝歪了，整件衣服都不正，人生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