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刚回到房中，马上就被人用枪抵在了后脑勺上，再一回头才发现，奉命要刺杀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 那会儿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西南边陲还盘踞着不少残兵败将和土匪恶霸。杨世明当时是国民党晃县警察局局长，手底下有一帮子人和枪。 这人心里虚啊。为啥？因为那时候谣言满天飞，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说共产党要“秋后算账”，抓到旧军警就要“开刀问斩”。杨世明琢磨着，横竖是个死，不如拼个鱼死网破。他打听到解放军的大官儿就在晃县中学办公，心想擒贼先擒王，要是把司令员干掉了，说不定还能趁乱带着弟兄们窜进山里当山大王，没准儿还能去台湾领个赏。 于是，在一个漆黑的雨夜，杨世明带着几分赌徒的狠劲，摸进了杨勇的住处。 当时杨勇刚开完会回来，累得够呛。警卫员本来要守在屋里，杨勇体恤下属，硬是把人赶去休息了。当那黑洞洞的枪口顶上杨勇的脑袋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杨勇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虽然被枪指着头，但心里素质那是杠杠的。他没慌，而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听口音你是湖南人吧？我也是湖南浏阳的，咱们是老乡啊。” 杨世明愣了一下，手里的枪虽然没放下，但那种必杀的气势松动了。他狐疑地喝令杨勇转过身来。 杨勇缓缓转过身，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两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杨世明觉得眼前这人怎么这么眼熟？这眉眼，这神态，怎么越看越像自己那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堂弟杨世峻？ 杨勇也愣住了，眼前这个满脸风霜、神色紧张的中年男人，不正是小时候带着自己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的堂哥吗？ “世峻？”杨世明试探着喊了一声那个久违的小名。 “哥！你是世明哥？”杨勇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杨世明手里的枪“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这哥俩咋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呢？ 其实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哥俩小时候感情特好，都在浏阳文家市长大。后来革命浪潮来了，杨勇书读得多，思想进步快，十几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参加了红军，后来还要改个名字叫“杨勇”，寓意勇敢向前。这一走就是二十年，那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南征北战，家里人都以为他早就在外面牺牲了。 而杨世明呢，稍微年长一些，性格比较求稳，后来为了混口饭吃，就进了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在那个乱世，能在乱糟糟的世道里混成个警察局长，说明这人也有本事，但也沾染了不少旧官场的习气，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甚至有误解。 这一夜，哥俩都没睡。杨勇拉着哥哥的手，坐在灯下推心置腹地聊了一宿。 杨世明一开始还是怕。他跟杨勇交底：“老弟啊，哥哥手上虽然没沾过你们共产党人的血，但也替国民党卖过命，这罪过能饶吗？” 杨勇就给他讲政策，讲宽大处理，讲既往不咎。他告诉哥哥：“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老百姓，只要你真心悔过，立功赎罪，人民是会原谅你的。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我还能坑你不成？” 这番话，算是彻底把杨世明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他当场就拍着胸脯表态：“行！既然老弟你这么说，哥哥这条命就交给你了。晃县周边的土匪和残部情况我熟，我去劝降他们！” 这可不是句空话。第二天，杨世明就真的带着自己的残部四十多号人，在晃县中学操场上公开投诚。紧接着，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和威望，配合解放军进山剿匪。 这杨世明也是个狠人，干起剿匪来比谁都卖力。他带着解放军战士钻深山、闯老林，那是真刀真枪地干。有一次，为了抓捕当地的一个大土匪头子宋泽，杨世明只身犯险，靠着以前的旧关系混进匪窝，里应外合，硬是把这股顽匪给端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晃县境内的匪患基本被肃清。老百姓敲锣打鼓给部队送锦旗，杨世明也因为立了大功，被任命为晃县公安大队副大队长，后来还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杨勇再次披挂上阵，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那是真正的国门之战。在朝鲜战场上，杨勇指挥的金城战役，那是打出了国威军威的，一举歼敌五万多，把南朝鲜军打得没脾气，直接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字。回国后，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了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 而杨世明呢，虽然没去朝鲜，但在老家也没闲着。他一直在贵州兢兢业业地工作，协助政府搞建设、抓治安。虽然兄弟俩天各一方，地位悬殊，但那份情谊始终没变。 据说后来困难时期，杨世明家里揭不开锅，给杨勇写信求助。杨勇那时候虽然是大官，但对自己要求极严，从不搞特殊化。他回信说：“国家现在都困难，我不能动用公家的资源帮你，但我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一点寄给你。”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人情味。 1983年，杨勇将军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贵州，已经在那边安度晚年的杨世明老泪纵横。他颤巍巍地写了一副挽联，大意是：“少小离家，枪口重逢，兄弟情义重于山；一生征战，赤胆忠心，将军英名留青史。”